任继愈任继周世纪老人的嘱咐——任继愈逝世五周年祭

201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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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 ●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先破后立""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

●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

●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先破后立”“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

继愈二哥走了5个年头了,悲痛逐渐淡去,我们似乎仍然平静地生活的一起,从未分离。心灵的对话突破了人天之隔,我们在共同观察着世界,感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他的习惯。他原来设想等主编《中华大典》的任务完成后,花上一两年时间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小书,阐述自己对人生最简约的理解。不幸的是,他承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匆匆离去,未来得及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我怀念他,总想把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替他说说。否则,他的一些想法就此流失,将是社会的损失。但我做不到。二哥博闻强记,思想似大海,我难以望其际涯。更何况他研究的是哲学,我是草学,两者相去甚远。

但在日常生活中,从孩童到老年,我们就共同的所见所闻,常有交流。这就是我们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原生态”的“思想特区”。在这里,我们常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怀念就从这些对话开始。为了行文简便,我把我的话略去。

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我在江津的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南溪和德感坝都在长江边上,相距不远。

有一次他专程从李庄到江津看来我,在德感坝“鸡鸣早看天”的小店里,忍受着臭虫的叮咬,住了三天两夜。他看了我的日记,找我的老师和同学谈话,得知我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从不排名次,但发放某一社团给流亡学生赠送的助学物品,僧多粥少,只能发给班级第一名。

我因获得赠品才知道我的名次)。他对我说:“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学无止境,人生是长跑,你才刚刚起步,要踏踏实实学习,养成读书习惯,把身体锻炼好。

”我牢牢记住,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从此,我一直以学习和工作的实际质量来要求自己。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幅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明开阔起来又不由得想起70多年前“不是坏事”这句收敛含义的话。

这一点他自己做出了榜样。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我深知,他敏思而饱学,远在常人之上。

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是思维过快、过深,瞬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从不自诩的内敛性格有关。

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

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得,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斎”,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斎”的名字也不要了。

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

“文革”末期,我轻度中风,住在北京中关园他的家中,前后三个多月,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谈话最多的时候。“文革”中“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很突出。

其中三个伟大是既成事实,可以理解,但他对“伟大的导师”的提法深感忧虑。他说从西周《尚书》的“皇族有训”,到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再到宋以后把儒家完成宗教化,一直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还流行另一句话作为“四个伟大”的诠释:“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说这就是奥古斯汀阐述基督教“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以便理解”的中国版。他担心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即使在中国政教合一的皇权时代,也是明君与贤相并出,明君需贤相辅弼。

汉以后孔子逐步走上神坛,是“万世师表”,挂牌的导师是孔子而不是掌权的帝王。他说,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一个人政治领袖、思想导师双肩挑,国家很危险。后来有人恭维他为“大师”,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大师,今后二三十年内出不了大师。于是他献身为后来人铺路的工作,整理古籍,守望着未来的新人。

他作为哲学家,远远超越了时人对“文革”悲剧的一般理解。他说社会如此无序,少数领头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更应该探索其深层根源。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思想积淀,不至于闹到这一步。

他追本溯源,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把儒家彻底改造成了儒教,孔子的神坛越筑越高,把华夏文化引入歧途。这个深厚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未能撼动,新社会也无力摆脱。他说:“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他的这种积累多年的思想压力,“文革”以后终于喷薄而出。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说,此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对儒教的论证与挞伐。从1978年到2009年他去世以前,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最初几乎是孤军奋战,以后逐渐得到社会的响应。难以想象一个耄耋老人是以怎样的苦心和坚韧支撑下来的。何况他还承担着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的重担。于是,他不得不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直到住进医院。

由于他对十年动乱的深刻理解,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正道。“文革”前半段他在五七干校劳动,后因眼病回到北京。他的中关园宿舍被分出大半,他就在书架包围中蜗居静思。

他说文化是最本质的东西,发乎中形乎外,不管戴什么帽子,披什么外衣,明眼人一眼就看得明白。他是曾被毛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人,“文革”中找他的人不少,某杂志请他做主编,他都称病不出。他说“文革”的势头不管多么强大,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是一股逆流,不能掺和进去。斗人的人和被斗的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都是受害者,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文革”的结局验证了他的话。

当时不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了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他认为将斗争如此绝对化,违反了辩证法,将使社会充满仇恨而被撕裂。

诚然,他尊重儒家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并恪守勿渝。台湾一学者主编的《国学基本教材》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北大筹办国学院,他积极参与。但他不认为源于小农经济的“农耕文明”能够适用于后工业化时代。

也不同意不同文化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回搬家。他说,文化是在多种文明碰撞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的。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先破后立”“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