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兰黄声远 台湾建筑师黄声远说 宜兰的房子会唱歌
跟着建筑师黄声远逛宜兰,好像在玩一场"连连看"游戏。
他语速飞快,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连,几乎就没放下来过。
一座房子,连上一段路,然后是一座桥,远处再一座桥,隔开几十米、数百米,再一条路,一个大棚,几十米外,再一个房子……
建筑师手里好像握着指挥棒,轻轻点到哪里,哪里就飘出一串音符。脚步若跟不上乐章,那就回到田中央的事务所,铺开画满了标记的地图,整个城镇都在地图上轻轻合奏起来。
黄声远说过,希望自己做的房子善意、开放,是一首可以唱的歌。19年过去,这些音符在田间街头串联成行,独立成章,自成典范,也在两岸三地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
1994年,31岁的黄声远带着耶鲁大学建筑硕士的学历和美国著名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回到台湾,一头扎进宜兰,一呆就是19年。
他与镇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城镇乡大大小小的设计工作他都做,盖房、修路、做景观、做规划。他的工作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三十人。
因为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田野当中完成,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团队亲昵地称为"田中央"设计群。
如今,整个宜兰遍布黄声远和伙伴们的建筑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共建筑。社会福利馆、医院、桥梁、车站、墓园、行道、公园……"田中央"的作品类型多样,有些体量小到都很难被称之为"建筑",但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道、稻田与河流之间,并且每一个点都以未完结的姿态,继续生长,彼此呼应,勾连起一个流动而充满可能性的公共空间。
黄声远和"田中央"一直坚持只做"离宜兰车程30分钟以内"的项目。任外面的世界高楼翻滚,奇观尽出,除了2011年接下云门舞集在台北淡水园区的设计项目之外,这群建筑师扎根在田野中央,一步也不挪窝。19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政党轮替了两次,"田中央"的"项目"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人们笑称。
建筑师张永和称黄声远为"社会建筑师",他说,黄声远在宜兰的实验,展示了建筑的另一种可能:"建筑不一定是给人‘看’的,而是让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它的设计功力不放在‘建筑形式’,而是‘社区意义’"。
"我们就在这里,就住在宜兰"——黄声远坚持,"设身处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用户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公共建筑,至关重要。很多建筑师事务所从一个项目从开始到完成只见甲方两面,第一面签合同,第二面交货;"田中央"不同,"田中央"天天跟建筑作品的使用者生活在一起,他们随时待命,随时到达工程现场,与用户和施工队一起讨论,发现需要修改和弥补的地方,并时时调整。
除了做设计,"田中央"的成员们往往还熟悉砌墙、木工或者焊接技术。
黄声远说:"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他喜欢四处走,四处看,"看见哪里不对劲,就想说,这里可不可以改一改"。他判断的中心思考是人在城市里的位置。"人的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城市空间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一点。""田中央"不少项目源于对这些"不对劲"的改造,有时是人行道的位置,有时是一个房子开门的方向,有时是被马路阻断的活动空间……
只是,公共建筑的项目甲方常常是政府,在繁复的审批和严格的资金预算中,"田中央"的人们习惯了以十年为计时单位的工作。
像一开始,他手势飞舞,给我们指出的那些隔空相连的建筑物,往往从第一个到下一个,中间要横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远远没有终点。
时间站在我这边
宜兰河畔的宜兰县社会福利馆、西堤屋桥,以及横跨宜兰河的津梅栈道,就是一个"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田中央"式系列工程。
1995年,黄声远接下社会福利馆的项目。社会福利馆内有不少政府机构,且功能繁多,体量庞大。为减少因为体量庞大与周围社区的强烈不协调感,设计上黄声远将社福馆尽量零碎化,做成一个仿佛是零散的小住宅堆叠起来的垂直村落的样貌,更不设围墙,并打通走廊广场,与附近的低矮住宅连成一片。黄声远说,这是一个政府机构,但公共空间是属于人民,他希望尽可能地从空间语言上,让他的建筑"去机构化"。
兴建社福馆时,一度有居民聚集抗议后面的边界超出公有范围。但当得知社福馆周围不会有围墙,而是融入小区巷弄之中,并打算把空地铺上红砖,种一些树,这些聚集的居民反而十分高兴。协商是田中央的各种项目成功的关键。比如一条路上有70户人家,黄声远的30来个同事,每人负责两三户,根据每户的需求做出初步设计构想。当意见相互冲突时,就再去沟通协调,多方坐在一起商量共同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后才进入实施。
社福馆规划时,黄声远不喜欢"闷在一处"的建筑,也不喜欢封闭、"做绝了"的设计。开放的可能性是他特別追求的,"还空间于人民"。于是他在社福馆北边设计了小广场,成为连接居民社区与宜兰河岸的枢纽,然后争取到资金,从社福馆延伸,再修建一个西堤屋桥,轮椅可以进出。
"田中央"建筑师王士芳说:"宜兰老人小孩多,原本的堤防道路车流量相当多,又没有特别设置人行与脚踏车道,老人小孩经过其实相当危险。再加上原本宜兰河所分割的宜兰南北区域,两边的交流也需要一个更安全的行道,才特别设计了西堤屋桥。"在多雨的宜兰,屋桥给社福馆的老人大大延伸了活动空间。
"西堤屋桥就像房子,人走在结构中漫步到河堤,还可遮风避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建筑文化中违章的趣味性。所以,一边设置了椅子,一边则彷佛可停留下来休憩、歇脚、听车流的区块,各自长出不同的空间。"王士芳说。
西堤屋桥再往前,田中央设计了穿过了宜兰河的津梅栈道人行桥。人行桥设计十分特别,是以木头、铁丝为建材,挂在混凝土的车行水泥桥的一侧,用钢条托起。在人行桥上,单车族慢骑而过,老人家带着孙子来桥下玩荡秋千,居民在桥上的健身器材运动累了,坐在原木椅上喘息。水岸一大片绿,近在眼前。
水边的绿色,也是田中央的宜兰河河滨绿廊工程。台湾的水利法规定河岸两旁不可以种树。可是黄声远如此希望"将原本截弯取直的宜兰河恢复原来的样貌",尽量恢复河川的本性,有细小分支,给动植物休憩空间,堤防也不要是冷冰冰的水泥墙,而是和河川融合的植物和小山丘。
怎么办?熟口熟面的社會,还是可以玩一点"小伎俩"。在整建的时候,说是把木桩打下去做护岸工程,可是过了几年木桩都长成大树。政府一点办法都沒有。这个"护岸工程"的木桩,让他完成了种树的目的。
这一组建筑,从1995年,一直修到2008年,修过了漫长的三届政府,经历政党轮替,所有预算都要结案重新审批再做。
"做一个公共建筑很难哎,你中间要多少人盖章。它是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不是说一个老板说要盖就能盖的,而是要非常多人去同意的。"黄声远感叹。有人说,桥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有人说,上一届民进党的案子,我们国民党上任还要不要批?修到一半的案子,还要不要继续?不在其中,没有人可以想象这不起眼的几个小建筑磨了整整13年。
黄声远说,所有的建筑都是这样磨出来。正是在宜兰的经验让他相信,所有人造物都是可以改变的。"十年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时间一拉长也是有可能的。很多事情不能放弃,跟你讲‘不行’的人都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
只要你心里不认输,很多问题就一定可以解决。"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小区;他为当地建造的卫生所和户政所,严整的机构都被打碎,淹没在环境中,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行政区的停车场可以让村民和狗乘凉;他建造的教养院,庭院通向外界,孩子可以快乐地骑车到这里嬉戏;他设计的道路,会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
他相信,"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的城市规划才不会让城市一直扩大",这是他理想中的城市:"她要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进出政府机构像进出自家后院,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黄声远说他是越界做了很多规划的事情,在一个一个政府单独的项目里,埋下了脑海中早就有的理想城市的规划图景。他相信不管有多少麻烦事,自己终究能做成,因为"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而"政客一定会下台的啊"。
宜兰与公民建筑
建筑评论家朱涛认为,黄声远在宜兰多年的耕耘,称得上两岸三地公民建筑实验的典范。"公民建筑强调公民对空间的权力。在社会环境开放、公民社会成熟的宜兰,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呵护与重塑。官僚机构容易简单化、肢解公共空间,黄声远则拼命拉通、强调体系,打破地块的界限,改善公共空间的流动性、舒适感。
并且他真的在建筑设计中,突出‘空’的理念,用‘空’来营造未来无穷的可能性。"
有大陆建筑师看过田中央的房子后感叹,黄声远设计的乡公所那种开放的姿态,仅仅是姿态,在大陆都是无法想象的。
2012年12月,黄声远和"田中央"的最新作品,宜兰罗东文化工场,获得第三届《南方都市报》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公民建筑奖。这也是这个备受两岸三地建筑业界重视的奖项,在连续提名三年后,第一次颁给黄声远和田中央。这一年,黄声远49岁。
在领奖辞中,黄声远向这座他生活了19年的县城宜兰致敬: "每一个小地方都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往前连接历史,往后建构传奇。……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宜兰不是一个只能愿望遥想的‘故乡’,宜兰是‘家’的自由大集合。……田中央有幸身在其中。"
在台湾,宜兰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由1981年陈定南任县长以来,宜兰发展理念独树一帜,不再尾随城市建设,而从整顿公共空间品质、治理河川、开放观光出发,在后任县长游锡堃的接力下,以"宜兰空间改造运动"著称。而90年代,台湾社区营造运动轰轰烈烈,黄声远落地宜兰,亦是身在这股自下而上发起,又自上而下推动的热潮中。
黄声远选择宜兰是偶然。他在东海大学念建筑时,最好的朋友来自宜兰乡村。那时,黄声远是外省小孩、眷村子弟,自小台北长大,穿衬衫皮鞋,吃饭走路姿势都严格管教,经历过228伤痕的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心结重重,即使在台北,黄声远小时候也尝过歧视的滋味。他一直恳切地希望融入台湾本土社会。
第一次碰到宜兰朋友时,黄声远记得,"他帮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本土的,也是黄声远从没有体会过的"乡村的",它的主题,除了有田园、也有贫穷和正义。
当时大学班级里联谊,宜兰朋友因为要交300块不肯去,"他说300块很贵。我觉得300怎么可能贵呢?我觉得他是不合群。"后来跟他们成了好朋友,黄声远配合朋友的经济规划",两个人每天每餐一人花25块钱,叫一个50块钱的餐,然后菜对分;如果吃火锅,就到自助餐厅去捞人家的骨头煮成锅底;为了达到喝酒的效果,去买最便宜的酒,空肚子先喝……"这些经验说实在的,以一个台北小孩,我其实本来根本没有经历过。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我才发现我的世界那么的小,整个价值体系全部出问题了。" 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一直到大学毕业,黄声远去了耶鲁念书,然后留在美国工作,都一直保持联系。黄声远的父母移民国外,他决定回台湾发展。
落脚点,他选择了好朋友的故乡:宜兰。"我看到宜兰可以养出这种质量的人,我会想,我的小孩也可以这样长大,讲话直接,坦坦荡荡。"
他扎进宜兰,学台语,克服外省人的障碍,亲近社区。大学时代的颠覆与关怀依然留在心里:"我们这个年代的愤青,总是看到一样的努力产生不一样的命运,就觉得不爽。有一个议员,申请修建水泥桥,他只要改变桥的弯度,下到哪条街,那条街马上就被改变了,对面的能量通通被吸过来,乡村的能量全部被吸进城市,没有倒灌回去。
我一直觉得,要想办法让这些能量倒灌回去。"黄声远说:"他给了我一个故乡,我有一种心情,我得替他们做点什么事"。
台湾建筑学者王俊雄认为,黄声远和他的同行们在宜兰的努力,也让宜兰在建筑与空间上给台湾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正是因为一种特别固执的在地化,才有了一个超越这个地方的意义,给台湾一个身份。"
黄声远说自己喜欢"不守规矩",喜欢建筑不要"闷在里面",不要封闭,要打开,要"解放被禁锢的",并且不要做一个房子"不要做绝",要留下未来的可能性。他的建筑作品往往特点鲜明:轻巧、空、没有明显的起点与终点、甚至有一种未完成状态的开放性。这也融入了田中央,成为宜兰身份的一部分。
"我做的事情当然是政治性的。人的价值永远是站在最前面的。这是我相信的。"
台湾《天下》杂志曾做过"二十五县市人民幸福"的调查,高达72%的民众愿意留在宜兰本地发展,而不是去往大城市。
告别宜兰时,黄声远问我:中国那么大,一定有很多宜兰吧?我没有说话。 他说肯定有,肯定有很多人像他这样,藏在乡村里做这些努力。我依然不知怎么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