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刘允斌 我所认识的刘少奇长子刘允斌
刘允斌和玛拉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一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虽然在苏联的时间不长,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相见。
依然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求帮助。”他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过错不在儿子和儿媳身上。
刘允斌在“文革”中被迫自杀 刘允斌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易与别人相处。在工作、学习、劳动中,他都走在前面,对同事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半点架子,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人们知道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共和国主席的长子,除尊敬之外,更增加了一份亲切感。
当时刘允斌着手研究的是把原子弹爆炸物――核燃料从同位素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提纯。可是要获得合格的核燃料谈何容易,几十年来,世界上多少国家的科学家殚精竭虑,为合格的核燃料绞尽脑汁。
刘允斌的工作与当时原子弹研制成败密切相关。 1962年8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周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在包头建立核燃料二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202厂工作,并把原子能研究所整个核燃料工艺室人马并入该厂。 刘允斌一到202厂,就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分别从事物理和化学实验、理论计算、工艺试验、分析研究,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
研究人员想到自己工作在原子弹研制中的重要性,一到室里,就一头钻进实验室。刘允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件蓝布大褂日夜不离身,晚上就和衣躺在实验室里,第二天一早起来接着干。
刘允斌常以自己应该不愧为刘少奇的儿子自励。刘少奇也以能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而高兴。记得王光美不知在什么场合下提到过,刘少奇认为几个子女中,刘允斌是最出色的,无愧于共和国培养起来的好儿子。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禁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几年来,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紧接着,中央又发出号召:尽快研制氢弹。
刘允斌又投入新一轮的战斗中。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来了。这场风暴一来,刘允斌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对象。
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在技术上是权威,他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202厂是个绝密单位,中央三令五申军工厂不准“串连”,当时刘少奇还在台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批斗刘允斌。
但自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黑司令”明摆着指的就是刘少奇。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刘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表示最热爱毛主席,这可苦了我们这位刘大哥,厂里批斗不够,又把他挂上牌子,牵到离厂几公里路的市区游斗。
北京城里二机部系统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里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随着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
最使他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到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很好、经常来串门的,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揪他的头发,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刘少奇平时对子女要求很严,特别是刘允斌。
因为他是长子,可以起表率作用。刘少奇和刘允斌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刘允斌14岁时才见到刘少奇,同年就出国到苏联去了,在苏联生活了18年。回国以后的11年中,前5年刘允斌住在离城50多公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后6年则在包头工作,和父亲几个月、几年才能见到一次面。
见面时,父亲要他们汇报工作,然后加以鼓励。刘允斌相信父亲的光明磊落是日月可鉴的。所以刘允斌被批斗时,“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关系,他不为所动;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也说不出。
当时,我仍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由于刘允斌身份特殊,大家十分关注他的情况,私下谈论不少。 刘少奇被斗,202厂“造反派”对刘允斌就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厂里对刘允斌的批斗和北京城里对刘少奇的批斗“遥相呼应”,今天这一派“批”,明天那一派“斗”。劳动、批斗、拷打、审问,不写交代,坐“喷气式”,没完没了,日子真够难熬。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汤水点滴未进,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住处。 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
”他想到没有做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人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他想起离开苏联的时候,玛拉跟他讲过:“你回去会后悔的。”当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我九死而不后悔。”然而现在呢?他说不清、道不明,感到自己的心在绞痛,像被撕碎了一样。
作为一个核科学工作者,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辈子,现在……他想不下去了,他不禁流下了热泪。他褪下手表,取下钢笔,把它们整齐地放在写字台上,然后轻轻地推开门,再把它关好。
室外,狂风大作,雪花漫天飞舞,他一步一回头地走下楼梯,漫无目的地朝荒野走去,大地一片荒凉,远处、近处都散射着白光,一条铁路静静地自东向西穿过原野,铁轨上也积满了雪,“轰隆隆”的机车声自远而近。
当人们发现刘允斌不见了,急忙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玛拉和她的两个子女今何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追述一下玛拉和两个子女的情况: 前面介绍过,由于政治原因,玛拉没有跟随刘允斌一起来到中国。
刘允斌回国后,两人天各一方,分居两国,玛拉一个人默默地扶养着两个孩子,饱受分离之苦,含泪把索妮亚和阿辽沙培养成才。 1990年,玛拉第三次来到中国,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风云过后,她想回来看看!
更重要的是她要亲眼看看刘允斌最后的归宿地――八宝山。 这次真的圆了玛拉萦牵梦绕几十年的思念,看到了刘允斌和李妙秀所生的儿子――维维和东东。维维一家还给这位苏联妈妈送了礼物。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 刘允斌和玛拉分手以后,把全身心都投入了工作,白天、黑夜没命地搞科研,刘允斌抽烟也是这时学会的。所里不少好心人都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
她是同在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温柔、文静、体贴,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从生活上、思想上、工作上理解刘允斌,并加以有力的支持。
刘允斌调到202厂以后,李妙秀也跟着来到了这座草原雪城,担任一个分室的主任,为了使刘允斌无后顾之忧,李妙秀包揽了全部家务和负责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 玛拉和李妙秀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情如姐妹,她们互相感谢对方对刘允斌的照顾。
可惜玛拉回国以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那么刘允斌和玛拉在苏联所生的女儿索妮亚和儿子阿辽沙呢?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都已年过半百了。
刘允斌的女儿索妮亚爱好文学,从事文艺创作,很有才华,是一位诗人,她早年移居美国,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活安逸幸福。儿子阿辽沙就没有姐姐那样幸运。阿辽沙小时就与刘允斌分开,5岁时见过爷爷刘少奇一面,后来由于中苏交恶,更加上刘少奇被揪斗,影响所及,阿辽沙就一直隐姓埋名长达数十年之久,就连刘允斌被迫含冤自杀的消息,母亲对他也守口如瓶,一直到20年之后他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