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对毛主席评论】易中天谈毛主席
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么!”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苦笑着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
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马上下水。只可惜,按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罗瑞卿就此开始学起了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有他顶”的话,是从何说起,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要把目光转向60年前的1949年。1949年1月31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
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领导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由你来出任公安部部长。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里只写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了。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和责任谁扛得起?有人。事实很快证明,罗瑞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
崔铎,外号“赛金豹”,他有个很出名的师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父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特务崔铎在前门外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5天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发现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烟头。一个烟头没什么稀奇吧?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
“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解放区,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级香烟,皮鞋脚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儿出现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儿!刘栓虎急步上前,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
但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伏擒获。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
1949年7月,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和方案。8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9月2日,经中央军委第138号代电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所以说,纵队成立的时间可不算早。但实际上,纵队里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底子是从辽沈、平津战场上下来的四野第47军第160师。而第二师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安中央纵队,顾名思义,主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和各机关的安全,维护北平市的治安。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和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这支队伍的驻防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团的驻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团驻海淀,主要担任京城西部的警卫工作;第二团驻府学胡同,担负中央机关首长、民主人士住宅,外国使馆和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还有,对敌对性国家使馆的公开武装监视;第三团驻清河,主要担负自来水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警卫;第四团驻香山;第五团驻新北京;第六团驻半壁店,担负经常性的驻地警卫,以及对中央首长的贴身保护。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
毛主席汽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动物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原来,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吴烈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稻田里去了。做什么呢?和两位农民聊天呢。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转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察觉出了身边保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的,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过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惨败。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力擒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在天天上演。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
王强,哨兵们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菜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了!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那条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有可能这么细皮嫩肉的!
哨兵立即把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一审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眼看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
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制伏了这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的。
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大家肯定都见多了,但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件,你一定没见过——特务潜伏证。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无数,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
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大量与会代表、民主人士齐聚北京,特务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所以说,甭管是王以才在广场附近被擒获,还是吴瑞金在饭店门口被拿下,这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个布防工作成效的体现。在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安全保卫更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缉捕企图混入政协内部,阴谋策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冰谷等,共计175名。
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召开。9月30日,选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世界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帷幕。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刚刚圆满完成了政协会议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又迅速担负起了新任务。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和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二、三、五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四张,分别发给了四个人,他们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刘福;大队副政委骆骥和副大队长李明。此外,纠察总队下面的政治保卫队,任务一直不变:对特定控制对象,进行严密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为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探雷器。确切一点儿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电线,连接在耳机上,耳机里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开国大典之前,战士和干警们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骥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从城楼下来,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周总理又指着两座观礼台问道:“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骆骥回答说:“报告总理,搭好之后,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按照总理的指示,公安纵队和纠察总队的战士们,又对城楼上的死角进行了彻底检查。等到检查完毕,天已经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顺利举行。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
作为公安部的首任部长,罗瑞卿心里清楚:圆满完成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公安战线做出的第一项成就。今后的道路,光荣但同时必定艰巨而漫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立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除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以外,其他五局一厅的负责人,由一、二、三、四野战军调配军级干部担任。另外还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中,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组建起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
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啊。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新中国成立时期进入到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对势力。
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
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来比喻?因为国民党在撤离北平前潜伏了一大批特务,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装暴乱、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到,从而加紧了与内地反革命分子的里应外合,气焰愈发嚣张。
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
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老人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
1950—1953年,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
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计兆祥落网。
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活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
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