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刘振国 刘振国林俊德 中国核专家林俊德: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罗布泊
刘振国,男,汉族,1966年2月出生,山西平定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大同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林俊德(1938年3月13日-2012年5月31日)男,福建永春人,中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总装备部某试验训练基地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93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共党员,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原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扎根戈壁里的“马兰花”
他叫林俊德,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他个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时候嘴唇略显厚,脸更是会圆起来。
这是他平常时候的模样。4个月前,他因为癌症晚期病情严重住进了西安唐都医院,瘦得厉害,脸颊凹陷,额头显得特别突,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能让旁边的人心颤一下。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呻吟,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跳动不起来了,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他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上大学,做将军,当院士。他最初也没想到,个人和国家命运绑得这样紧。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他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他当时带头负责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样子像一个罐头盒,用来测量核爆炸冲击波。这是他拿自行车轮胎和闹钟等,用土办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之一,还拿到了国家发明奖。那时候,他从浙江大学毕业也才4年。
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