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荣的横店—所剩无几的“大集体”

横店集团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乐于解读的公司。在市场化浪潮中,大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以量化厘清私人与集体的股权。横店集团却反其道行之,用自己独有的“市场型公有制”或称“横店式共有制”,这些从字面难以完全读懂的所有制模式,把自己做成一块集体经济的活化石。

“横店”两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横在路旁的简陋店面”。这里古时为东阳境内一条驿道,浙江中部一个不起眼的贫穷小镇。

简陋的店面早已成了王国。横店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同时涉足电气电子、医药化工、影视旅游、金融、航空、房地产等行业、总资产达472.9亿元的特大集团。

事实上,影视文化产业在整个横店集团只占到10%左右的产值。这个已经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集团,风头往往被体量并不大的影视文化产业所掩盖。

而横店集团这家集体企业出身的公司,最令外界好奇的是它的所有制模式——“市场型公有制”或“横店式共有制”。这种奇特的模式,不仅与通行的股份制无关,也迥异于华西村这样的集体经济标本。

“国王”徐文荣

横店集团发轫于徐文荣率领乡民创办的东阳横店丝厂。这是横店集团的第一桶金,也是横店集体经济的起点。

按照《徐文荣口述风雨人生》一书的记述,1975年4月18日,经过徐多次跑到省里催问,东阳横店丝厂的批文终于下发。在那个时代,只有以政社合一的社队集体的名义才具备办企业的合法性。

随后,在全公社共39个大队中,筹集了50254元人民币作为三年无息借款,加上送礼跑银行跑来的26万元贷款,作为丝厂最初的资本金。为跑贷款,徐文荣甚至去给行长的夫人找过胎盘。

1976年底,横店丝厂开工的第一年就赚了6.7万元,第二年翻了一番多,达到15万元,第三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35万元。

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简称“四共委”)办公室主任李坚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后来村民的借款都如数归还,银行贷款也按期还完了,剩下的企业资本归谁呢?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私人,“就应该是集体共有的”。

以丝厂为起点,横店集团最终演进成为一个跨行业经营,并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大型集团。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徐文荣建立起了一套高管享有绝对控制权的社团所有制经济模式。

1984年,徐文荣极力要求政企分开。当时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说:“我们乡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直到现在,80岁的徐文荣仍时常对周边的人提及这一幕。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道:“如果推动改革要被枪毙的话,我早被枪毙过好几次了。”一种说法是,为了从制度上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徐文荣曾先后“赶走”了5位不放弃干预企业自主权的乡镇领导。

经过这样的博弈,徐文荣建立起对企业控制权的合法性,但公司所有制结构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徐文荣一直表示,“横店集团不是我徐文荣的。”甚至在儿子徐永安接位后,他有意让自己的其他两个孩子离开横店集团,以免受“横店集团成为家族企业”的诟病。

南方周末曾于2008年报道,2000年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了70亿元(详见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徐文荣:我是一个农民》),《福布斯》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大陆50富豪榜”中,出现了徐文荣的名字。他被排在第8位,资产为27亿元。徐文荣看到这一富豪榜单后,派人邀请制榜人胡润前来横店喝茶。徐文荣说,“这么多钱你要说我个人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如果说整个集团,就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

镇上居民一般称徐文荣为“老爷子”、“大老板”、“徐老大”,在诸多居民乃至外来群众演员的评价中,他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改变横店的伟人。

随着企业不断壮大,徐文荣与政府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

他曾将东阳市甚至浙江省里的一些退休领导请到横店来,帮自己和集团出谋划策。曾在2008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圆明新园项目,最终因土地审批不规范遭到国土资源部的叫停。但在此之前,项目用地却已经被东阳市各部门核准,甚至已经成立了横店圆明新园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准备抢先施工。

横店“三会”

横店集团的控制权,掌握在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三个社团法人(合称为横店“三会”)手中。

前两者是横店集团的投资主体,其中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占股70%,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占股30%。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的会长和法定代表人即是横店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总裁徐永安,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的会长则是徐文财,其同时任横店集团副总裁。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名义上分开之后,实际操作中又回到了一起。

为了符合公司法的规定,2001年8月,横店集团成立了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作为横店社团经济的核心——横店集团有限公司和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资主体,实现“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分离。

创始人徐文荣现在的职务,只剩下了横店“四共委”主席。

“四共委”的办公区设在明清民居博览城旁的一个小山坡上。这里被修建成一座不开放的古典府邸,低调的矮楼,草坪上有考究的摆设。和景区里的王府一样,雕梁画壁,红柱长廊,遥望八面山。山下的明清民居则是于2001年至2008年,从全国各地一砖一瓦拆迁挪来建成。

“四共委”的办公室里,徐文荣十年内要做的“十件善事”被装裱起来,摆放在书柜顶上,其中包括了横店普通农民的养老保障、免费教育、医疗补贴和新村建设。

作为一个社团法人,横店“四共委”称自己不属于集团,也不负责任何经营活动,但是仍有投资和慈善的功能,并通过名下的三农促进会和文化产业联合会两个经营实体实现。建在“四共委”旁的健康咨询服务站和文化娱乐中心,就都是三农促进会负责的项目,免费提供服务。下午两三点,戏院里几乎坐满了聚精会神的老人,舞台上定期演出各类地方戏曲。

“其实这有点类似初级的共产主义。”横店“四共委”办公室主任李坚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尽管“四共委”在名义上独立于横店集团之外,但是如果没有横店集团的资金支持,大手笔的投资与慈善事务恐难以完成。

一位“四共委”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问时说,“四共委”退出经营活动,所以把许多固定资产都“给”横店集团了,“之前‘四共委’转移了那么多资产给集团,他们也该给点租金吧”。

王国的隐忧

集团的酒店房间都摆着《徐文荣口述风雨人生》,书签上从右至左印着“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八个字。这是“四共委”名字的由来,也被徐文荣作为横店集团的梦想。

这种“共有”同样显得很穿越,并且“悬在空中”。

一名横店集团中层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并不认为普通员工都拥有股份,“可能上市公司的高管会拥有股份吧”。在实践中,年终奖金确实会根据同事以及领导的评价来决定,这或许是唯一可以看出普通劳动者对于集团事务决定权的地方。

即便在名义上,股份被每一个在集团劳动的员工“共同拥有”,但因为没有被量化,社团成员个人不可能也没有从企业得到股份、利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收入。

按照徐文荣自己的解释和集团的对外口径,横店集团企业劳动群众集体就是这笔巨大财富的终极控制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天下太平”。

徐文荣在自己的书中称,横店集团资产由社团成员“共同拥有”,但社团成员的身份是开放的,“不管来自何方都可以成为集团成员”,“在集团劳动就是集团成员,离开集团就失去集团成员身份”。

横店与华西村整齐划一的别墅景观截然不同,集团员工或者本地居民都没有享受到太多有别于他处的福利。横店集团针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当地老人发放福利金,提供出入景区的优惠,为他们搭建戏台和医疗站提供免费服务。但最为当地老人津津乐道的,却是他们原来是农村户口,但是现在交足15年社保,也可以领养老金了。

即便和年纪稍长的、更熟悉徐文荣的当地人或者知晓情况的集团员工聊天,也很难感受到“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带来的印记。徐文荣更像是一个“能人”、“干才”的符号,存在于村民们的书架上、聊天中和记忆里。

42岁的厉女士在镇中心万盛街开了一家眼镜店,她仔细回想,自己与横店集团的直接联系就只有每年每人600元的征地费。这个数额在不同的村各有不同,被众多景区包夹的良渡村,则是每人每年1000元。

考察过横店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论文中指出,横店所有制的实质,是“高度集中在集团总部和总裁手中的对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以及与这种控制权不相对称的剩余索取权”。

除了徐文荣自己的话和著作,南方周末记者所接触到的多位高管均对这种所有制的安排表示敏感。“‘社团所有制’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这是受访的横店集团高管们或多或少透露出的共同的难言之隐。

周其仁在文中提到,“1989年《关于经济责任制的规定(总纲)》曾提出,‘进一步完善奖金责任制,并积极创造条件向股份制过渡’。但后来横店集团公司发现要量化几十年形成的资产存量,几乎怎样做都会引起问题。”

根据其调查,“公有财产”量化困难的不只是横店一家。浙江另一家明星乡镇企业万向企业集团,在著名企业家鲁冠球领导下抵制“股份合作制”的主要理由,也是如果要量化没有初始契约的企业资产,麻烦可能大到足以搅乱企业的正常营运。

对于父辈曾秉持的社团经济理念,现任横店集团总裁的徐永安也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明言,“我就是在横店这样的管理模式下长大的,应该讲非常符合横店集团的发展状况,社团经济是横店的基础,这条道路我们肯定要走下去,但不是死板的延续发展,肯定会有所创新。”

有可能不断增加的上市公司数量,或将成为倒逼横店集团制度改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