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翻译 当代文学翻译为何难觅佳作——访著名翻译家叶廷芳(金涛)
“老一代翻译家逐渐故去,中青年译者普遍汉语功底欠缺。”叶廷芳首先谈到文学翻译的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几代翻译人的外语水平经历了由强到弱再变强的过程,而母语水平却在不断下滑。“老一代译者从小学、中学就开始学习外语,他们那时是真正地将外语作为外语来学,即使后来没有学过专业外语,但凭着中学的功底与后来的努力也能成器。
与老一辈相比,我们这代人中学也学外语,但如果大学不进科班,或不接着自学,很多人都不会用外文。
那时候都觉得国家历史上成了半殖民地,许多人意识深处都有学外文的‘原罪’感,学外语氛围不好。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北大西语系念书,这个系在许多人心目中有‘崇洋媚外’之嫌,不是什么光彩事。一次见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匆匆去饭厅吃饭,不小心稍稍碰了一下别人,说了声‘I’m sorry!
’那个被碰的同学马上就轻蔑地骂了一句:‘放什么洋屁!’由于那时各种运动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们这代人普遍外语学得不是特别扎实。
”与当今的年轻人相比,叶廷芳同时代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现在,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新的媒介传播也使信息交流更迅捷,中青年一代译者的外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为什么少有精品翻译出现呢?叶廷芳觉得问题就出在母语功力上。
叶廷芳认为,老一代译者普遍母语底子较好,他们在小学、中学就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古文功底。今年初,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去世,叶廷芳在总结钱先生的翻译经验时说:“钱先生小时候读的是私塾,《论语》《孟子》等读得很熟,尤其喜欢《左传》,他自己说当时就背得‘滚瓜烂熟’。
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这种古文功力,叶廷芳说自己这一代译者无法达到,现在的年轻译者甚至比他们更差了。“任何国家都存在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差别,如果古代语言功力好,在现代语言中加入某些通俗的古语,就会使文字有一种厚重感。年轻人不重视母语功力的提升,文字的色彩明显就淡了许多。”
过低稿酬导致人才流失
“翻译千字文学作品需要多长时间?少不了大半天。而千字翻译稿酬只有五六十元,仅仅与北京大学生一小时的家教费相当,而与职业的家教相比,只相当于他们的四分之一!可是如果是中译外,则是每千字300-500元,差别何等悬殊!
不是说中译外的稿酬不合理,而是外译中的稿酬太不合理!过低的稿费使译者难以用心翻译,或者不愿意翻译,造成不少优秀翻译人才的流失。我现在仅仅为了配合研究才搞点翻译,因为我不愿意受那个‘剥削’。”对于当前翻译的稿酬情形,叶廷芳如是说。
翻译的稿酬也并非一直都这么低。据叶廷芳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叶水夫先生翻译《青年近卫军》,获得6000元稿费,他用这些钱在北京皇城根买下了一座像样的四合院。“到80年代,我跟水夫先生开玩笑说,现在您翻译300部《青年近卫军》也难买一座四合院了!
今天,恐怕翻译3000部也难买到一座四合院。上世纪50年代,翻译千字的稿酬可买15-20本书,现在呢,只能买一两本书!新译者仅能拿五六十元,老译者不过七八十元,我的翻译也就这么多。
翻译的稿酬大都按字数计算,一次付清,图书畅销了,即使出100万册,译者也都没份。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社不多,现在已经有几百家了。一些新成立的出版社在业务、技术水平上都没有经过较好的训练,敬业精神不强,甚至尽可能克扣译者的稿费。
据说有的出版机构每年还要开会,统一口径(实际上是一种攻守同盟),规定新译稿酬千字不得超过60元,旧译的不许超过30-40元。译者都是个体,是绝对的弱势,出版机构这样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克扣译者稿酬,不啻一种明火执仗的剥削行为,是对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
”对于目前不合理的稿酬制度,叶廷芳显得有些气愤。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出版社,名目繁多的文化公司、图书策划公司的大量介入,又造成了译者稿酬的继续下降。叶廷芳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出版界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文化公司或图书策划公司,他们一方面使有关出版社变成懒汉,一方面又与译者争饭吃,想方设法把买书号的钱从译者那里扣除。
本来是两个人吃饭,现在变成三个人了,‘僧多粥少’,稿酬自然更低了。”更有甚者,按照过去的惯例,字数的统计以版权页所标为准。但现在有的文化公司则用电脑计算,得出的数字可能比版权页上所标要少1/5。
“我的一个老同学,北大教授,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他的一本译作,按传统的计算方法有26万字,但文化公司给他标的版权页只有22万字。到算稿酬时,只有20万字了!问为什么?对方答:根据电脑计算的实际字数就这么多!”
目前翻译水平下降的再一个客观原因是翻译家的社会地位低。叶廷芳说:“翻译界有个‘中国翻译家协会’,但它似有若无,而且与文学翻译家毫不相干。中国作家协会里有一些翻译家,但他们在其中是‘二等公民’!何以见得?你看全国作协有150多位全委会委员,你找得出哪一位是代表翻译家的吗?”
优秀译者要有战略眼光
“现在社会各行各业都浮躁,真正用心翻译一本书的很少了。”叶廷芳说。文学一步步被边缘化,翻译也难逃此厄运。许多新译者未经必要的训练,就急着上马。不少译者漫无目标,见什么译什么;或者缺乏眼光,选题盲目;或者很不专业,今天文学,明天经济,水平自然难以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重译经典成为一些译者讨巧的办法。现在的图书市场上,《红与黑》已经有20来个译本,《浮士德》也有10来个译本。对于经典重译,叶廷芳基本持支持态度,他说:“恰如其分的翻译几乎不可能,比如口头语、谚语、双关语和某些术语的翻译就很难,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一遍一遍地琢磨。
但越是重译,功底应该越过硬。过去有些译者过多强调自己的风格,却不太顾及原著的风格。
这也包括某些名家的翻译。傅雷的《高老头》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文风格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巴尔扎克跟罗曼·罗兰两个人的风格不完全一样。按照“信、达、雅”的要求看,“信”也应包括语言风格的一致。因此经典还有再翻译的空间。
有前人的翻译作为参照,可能译得更好。现在辞书也比以前修订得更好了,词语也推敲得更准确,词汇收集得更丰富。翻译的总体水平是在前进的。但如果缺乏语言功底,为了商业利益找几个译本去拼凑,则是糟蹋经典。拼凑也许能做到不会有大错误,但肯定翻译不出传神的风采来。因此我主张出版社必须把关:如经典重译,必须物色资深翻译家,而不应让那些初出茅庐的新手来抢译。”
叶廷芳说,翻译队伍中常见两类人。一类是被动型的译者。他们对翻译的作品没有选择,有什么,译什么;出版社叫他译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另一种是自主型的翻译,他们不盲目接受任务,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价值判断来说服出版社接受他们的建议。
他说:“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需要有战略眼光。什么是值得翻译的?作品的思想价值、语言风格、艺术特色对读者是否有启示?估计是否会在读书界引起反响?是否有市场?这些都需要考虑。”
叶廷芳以研究和翻译卡夫卡、迪伦马特在读者中与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他刚参加工作时,比较感兴趣的则是诗歌。“‘文革’结束后,我有一个科研计划,首先是研究海涅。后来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说,不要搞研究的研究,不要搞死人的研究。
也就是说要关注当代的、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这启发了我,就把翻译卡夫卡、迪伦马特这两个现代主义作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我还是《世界文学》的编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但我一直以专业的研究自命,把研究当作主要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卡夫卡、迪伦马特的作品都有人翻译过,但当时都是奉命翻译,作为内部发行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作为正面来肯定,叶廷芳是做得比较早的。除了翻译作品,叶廷芳还论述了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
迪伦马特的作品翻译过来马上就被京沪戏剧院团搬上了舞台,对中国戏剧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过士行就从迪伦马特创作的悖谬思维中受到非常大的启发。前年瑞士苏黎世大学授予叶廷芳名誉博士的称号,主要理由也是因其最早把西方两个重要现代主义作家推荐到中国来。
以研究者的态度、战略家的眼光从事翻译事业,叶廷芳的翻译经历值得当下翻译者思考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