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玲的儿子 陶玉玲:永远的“二妹子”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出演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后,陶玉玲在全国迅速走红。时至今日,有不少人只要一见到她便脱口道:“这不是二妹子吗?”陶玉玲也笑着回答说:“我都多少岁了啊,应该是二奶奶喽!”听78岁的陶玉玲讲话,话语像刚剥开的菱角,爽利中带点清甜……尽管岁月的纱帐模糊了曾经清亮的眼睛,但她笑起来时,那弯弯的眉眼、微翘的嘴角,依稀可见56年前迷倒了无数银幕观众的“二妹子”的影子。

当然,还有喊她“春妮”的。上世纪60年代,她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塑造的“春妮”的形象又一次家喻户晓。如今,岁月虽然已经流逝了陶玉玲的青春年华,却流不走她对电影事业的不倦追求,卷不走广大观众对她的一往情深。

“二妹子”来自话剧舞台

“我哪演过电影啊,什么也不懂,什么镜头,什么近景、远景,一概都不知道。”陶玉玲把当年自己走上银幕归结为一次偶然。

1950年3月,胡石言的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在南京发表后广为流传,不久,黄宗江与胡石言一起将故事改编成剧本。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执导。王苹接手后,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找“二妹子”,但没有合适的人选。黄宗江和胡石言向她推荐了陶玉玲。陶玉玲那时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话剧演员,14岁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戏剧队学习,她的演出几乎覆盖整个南京,在当地小有名气。

当时陶玉玲正在基层为部队演出,摄制组几经辗转才在福建找到了她。初次见面,王苹就被陶玉玲的纯朴气质所吸引,于是当即就拍板。陶玉玲从小就爱看电影,心中觉得拍电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对秦怡、王晓棠的银幕形象羡慕不已,尤其是田华扮演的《白毛女》形象对她影响很大。

陶玉玲回忆自己被选中时的感受说:“是既兴奋又迷茫,由于连续奔波,过度疲劳,眼睛还肿着,远看就像个‘独眼龙’,这怎么能被选中拍电影呢?”进组后第一个镜头就是她坐小木船由远而近最后上岸的画面,当时她几乎没有发挥的能力,一切都听导演的。

但由于表现得既认真又刻苦,深得王苹导演的认可。当时拍电影没有监视器,演员走位就特别重要,而她每次走位都特别地准确,因而节省了胶片。要知道,镜头重新拍,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可陶玉玲每次都能在导演王苹的“再加点糖”的启发声中顺利过关。

虽是第一次登上电影银幕,陶玉玲却把“二妹子”演绎得细腻动人、清新可感,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典范。影片《柳堡的故事》上映后,“二妹子”的形象很快就走进千家万户。

难忘周总理改台词

在上世纪60年代初,陶玉玲又参演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戏里面扮演春妮。正是这部话剧,使陶玉玲有了和周恩来总理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非常轰动,剧团被邀请到北京演出。周恩来看完后与主创人员座谈时提出了七条修改意见。谈到剧中春妮在给指导员写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指丈夫陈喜)和我两小无猜……这时周恩来就问陶玉玲:“你演的春妮是什么文化水平啊?”陶玉玲回答道:“最多小学文化吧。

”周恩来接着问:“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会用两小无猜这样的词吗?是不是太文气了?”陶玉玲想了一下说道:“那就改成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周总理笑着点头:“那好啊!”后来的演出中,这句台词就一直沿用了这个版本,事实也证明,这句话的改动更贴近生活,也更真实感人。

1970年,因受冲击,陶玉玲被迫摘掉领章帽徽,复员到南通市晶体管厂当工人。这对于在部队培养锻炼成长起来而今不得不离开部队的陶玉玲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当了三年工人后,陶玉玲又被调到南通市歌舞团干起了老本行。

一个偶然机会,陶玉玲出差到北京,想到了总理,便给周总理写了封信。没想到,总理办公室通知她某天下午4点钟进中南海,陶玉玲激动地到了中南海,先看到了邓颖超大姐,抱着邓大姐就哭了……邓颖超见她这样,便安慰说:“你别这么激动,总理刚刚去接待外宾了,但是总理临走给你留了几句话,他说陶玉玲当过兵,现在又在当工人,将来再熟悉一下农民,这样只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会有光辉的前程、灿烂的未来!

总理还说,你扮演的角色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听到总理留给她的这番话,陶玉玲想:今生今世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要挺过去,都要遵照总理的话去做。

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鼓舞下,陶玉玲重新振作起来。1978年,陶玉玲被调到了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这时的她,已经离开银幕14年了。

八一厂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1957年初登银幕到1964年“春妮”备受好评,陶玉玲主演的《柳堡的故事》《英雄岛》《江山多娇》《霓虹灯下的哨兵》 这四部影片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可以说,她走上的是八一厂为她一手铺就的电影道路。

来八一厂报到后,陶玉玲心里踏实了许多。严寄洲导演和她热情地打招呼:“小陶你来报到啦,马上我们要拍《三个失踪的人》,田华都要演群众,你也来演一个……”当年红遍天的陶玉玲为这个没有一句台词的群众演员激动不已:“我简直受宠若惊啊!14年都没有演电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赶快找到化妆师帮我造型,他劝我别紧张……”这一切让正在适应环境的陶玉玲感到了温暖。“都说同行是冤家,在我们八一厂可不是这样。”

44岁的陶玉玲以群众演员的角色复出影坛,到了八一厂之后她几乎没闲暇,接连拍摄了《二泉映月》《三个失踪的人》《归宿》《没有航标的河流》《明姑娘》《夏明翰》 等多部影片,塑造了众多母亲形象。2005年,陶玉玲因在电影《任长霞》中扮演任长霞的母亲获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陶玉玲说,他们这一代演员从来不会嫌弃小角色,哪怕只有一句话的台词,都会尽力去表演。比如2009年热播的电影《寻找成龙》,她和老演员于蓝一同参演其中一段,在里面就只有一个去问路的镜头,但就为了这一个镜头,陶玉玲特意到农贸市场自掏腰包买了顶毛线帽子,戴上去让自己显得更“土气”一点。

而在另外一部《决战浦东》的影片里,陶玉玲甚至出演了一个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角色。“不管是什么角色,都要用自己的感情去演绎,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都有伸展的空间。”

战胜病魔,快乐享受生活

1993年末,在陶玉玲近60岁这年,医生发现她的口腔长了个包,怀疑是肿瘤,建议她住院检查。几天后,病理切片报告发现已经癌变,必须尽快做手术。“当时我正准备拍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还跟导演打包票,最多住一个礼拜,肯定能出来。”

按常规动这样的手术要破相,为了她的艺术生命,主治医生李永海大胆采用了一种先进方法,将她的上颚全部挖空换成了假的。手术后近40天不能说话,进食需要插胃管,甚至不能有复杂的面部动作,生命体征完全靠药物维持。

术后不久,陶玉玲就四处打听好的康复方法。病中的陶玉玲还有一项爱好,做剪报。“闭目养神法、端坐健脑操、癌症,望他却步,看这些文章标题,对我也是一种鼓舞啊!”患病期间,大女儿正在香港生孩子,在北京的小女儿也有孕在身,为了减轻放疗对身体的损害,陶玉玲每天都要吃中药,而煎熬中药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丈夫黄国林的身上。

“朋友都很羡慕我们的夫妻感情,的确,老黄是个模范丈夫,我生病以后,每天都会外出散步,风雨无阻,只要下雨,老伴一定会到家附近找我,给我送伞,看到这些,我的老朋友们都很感动的。”

身体康复后的陶玉玲生活非常充实,先后演了多部戏的小角色,但大部分都是孩子的母亲、奶奶等形象,与此同时,她经常回到《柳堡的故事》的拍摄地江苏宝应县参加公益活动,并组织当地的“二妹子”民兵班,到上海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参观学习等。身边的人始终为她的身体捏把汗,但令人欣慰地是,她通过与癌症病魔顽强对抗,逐渐地恢复了健康。

观众对陶玉玲的热爱俯拾即是。在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端出了香喷喷的烤全羊招待汉族朋友,临走一定要她带上自家制作的果酱。在山西,观众在昏暗的路灯下认出了她,掩饰不住的惊喜化作真诚的问候。在边防哨所,常年驻守边疆的战士们给家中打电话报告见到了父母辈的偶像。

在大寨,当年的铁姑娘宋立英拉着二妹子的手姊妹情长。这一切都让陶玉玲倍加珍惜。年轻时,她用自己的作品回报观众,年纪大了,拍片子少了,她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社会公益活动上。

她说:“我跟中国电影家协会近些年到云南、江苏、新疆等地送电影下乡,在云南山区,那里的老乡一辈子没看过电影,小孩子们也觉得很新奇,在放映机前摸来摸去,当时我们心里挺不好受的。我们拍电影不就是让老百姓看的吗。

影协需要我参加活动,我一定去。”她还和于洋等一起随中国影协去新疆采风,每天坐四五个小时的汽车行进在大漠戈壁上,下车后不顾疲劳马上和兵团战士、维吾尔族乡亲联欢跳舞。那次到小白杨哨所,他们早晨5点钟就起床,在车上大家一起学唱“小白杨”,到了哨所和战士们一起升旗,一起合唱“小白杨”,那真情涌动的片刻,让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陶玉玲的日程表依然排得很满。残奥会上,她紧张排练了三天,带着一群孩子跳“播种”舞;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她又代表退休老艺人参加了花车巡游,站在第一辆“浴血奋战”的彩车上;继续担任“二妹子民兵班”的荣誉班长,她还经常参加“好八连”的纪念活动……这几年她一直和社区的大爷大妈们参加各种活动,是社区“扇子舞团”的成员。

她不拿架子,好说话。有时她忙,大家伙儿难以寻觅到她的身影,多半都很想她,“没有陶玉玲,总觉得缺了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