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先炳授少将 尹先炳战功赫赫 为何未被授将军军衔?

     刘伯承面授尹先炳:“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

虽然尹先炳兼任第十六军军长,但尹先炳的工作重点已在贵州军区这一头。1950年1月12日,刘伯承通知尹先炳到重庆谈话。

这是一次上任前的谈话。刘伯承对尹先炳说:“你回贵州到军区去,要以主要精力抓剿匪。有一点你要记住。剿匪也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结果是一个跳蚤也按不至。”

尹先炳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录,刘伯承继续说:“对贵州土匪,不能掉以轻心。国民党在贵州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很重视贵州,曾两次亲自到达贵州。贵州土匪是有组织的,对此你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要麻痹大意。”

尹先炳点头。接着,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贵州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很突出,一斤盐巴、一尺布都要用二三十斤大米作交换。贵州人民穷,少数民族多,土匪会利用这些特点来同我们斗争。你们要把政治攻势和军事进剿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多争取群众,把那些土匪头子孤立起来,进行重点打击。”

谈话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尹先炳从重庆回到贵州,马上传达刘伯承有关剿匪的谈话内容。当时,部队由大兵团作战刚转为地方部队,再加上部队接连取得淮海战役、渡江作战、成都战役等一系列胜利。部队流露出“几百万蒋介石的正规军都被消灭了,贵州几个毛匪,有什么了不起”、“几个跳蚤,顶不起一床被窝”等轻匪思想。

尹先炳也被这种情绪感染,心里还想,“贵州一个省驻着两个军(十六军和十七军)五个师,还有兵团直属队,集中兵力剿匪不成问题”。

轻匪思想带来的后果是吃了苦头。邓小平找杨勇到重庆交代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有关问题后,杨勇和潘焱回贵州途中,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处,遭到当地宋泽股匪的突然袭击。幸好杨勇当时身边带着直属部队,果断进行了还击。将土匪打退,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杨勇等遭土匪袭击事件,给存在轻匪思想的指战员们敲响了一次警钟。西南军区立即召开全面部署剿匪工作会议。会议整整开了8天,强调了5个问题,并决定从四川抽调第一八六师,从云南抽调第四十五师到贵州协助剿匪。

尹先炳回忆说:“当时,贵州80多个县,县县有驻军,兵力过于分散,形不成拳头,不免有五个指头按跳蚤之状。这次会议,使我们解放了思想,大胆调整部署,放弃了一些边远城镇。加之一八六师、四十五师相继来到贵州,给我们有力的支援,在彻底消灭贵州匪患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周密的调整部署,1950年6月,贵州军区发起名为“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的剿匪行动。整个行动由尹先炳指挥。兵分多路,对盘踞在瓮、余、湄三角地区大大小小的股匪进行层层包围。整个受剿地域,村村有兵,山山有人,垭口设岗,渡口布哨。这样一来,土匪就没有了藏身之处。经过22天的连续战斗,歼灭了大匪首王福堂以下3172人,净化了瓮、余、湄三角地区。

紧接着,部队在尹先炳指挥下,又先后发起了“石(阡)岑(巩)合围”、“长(顺)紫(云)惠(水)合围”等一系列合围战役。每次合围,都消灭一批土匪,梳篦、净化一个地区。

尹先炳回忆说:“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工作十分紧张。大量电报、电话、呈文要处理;要通过报话机了解战况、匪情,下达通报、命令,传达杨(勇)、苏(振华)首长的指示等,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住在城基路一栋小楼上,一天到晚就没有个休息的时候。

在我的住室里,除电话机外,报话机就摆了五部。在与剿匪部队进行联络时,为了保密起见,规定呼叫代号一律用生意人之间的称呼。我在军区是三号,各单位在报话机里都称我为‘三老板’。由于家里整天都是喊我‘三老板’的声音。我的孩子有事也叫我‘三老板’,弄得工作人员都哈哈大笑。”

1950年8月,贵州军区召开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尹先炳在会上作了《剿匪作战中的战术指导和战斗方法的几个问题》和《清剿与发动群众的几个具体问题》等剿匪工作报告。

1950年11月底,尹先炳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