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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蒯大富回忆:倒刘前与周的彻夜长谈

201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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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原博主按:蒯大富在文革初期,“工作组”进驻清华时被关押.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发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前,蒯大富受到一位中央大人物的接见,并与之

【原博主按:蒯大富在文革初期,“工作组”进驻清华时被关押。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发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前,蒯大富受到一位中央大人物的接见,并与之进行了彻夜长谈,这位“大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

而具体安排周、蒯夜谈的竟是先“保刘”后“反刘”的清华“红卫兵”领袖、贺龙的公子贺鹏飞。赴清华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的,并非许多文章说的陈伯达,接蒯大富出来参加“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的,也不是康生,都是周恩来总理。】

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

我想说的你不敢登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

蒯大富:不合适谈。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就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哪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被捕与公审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

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

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倒刘前夜

田炳信: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

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

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

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蒯大富: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

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

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周恩来漏液接见周、蒯彻夜长谈

蒯大富:再过几天,贺鹏飞又通知我:“蒯大富,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甲所来”。甲所是一个小宾馆,清华的一个小院子。最高级的地方,接见外宾的地方。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

蒯大富:我问他:“干嘛?”他说:“你来吧”。吃晚饭以后7点就到那去了,等到8点没人,我说:“贺鹏飞,怎么回事?”

田炳信:你一个人在那呆着?

蒯大富:我一个人啊。有沙发我就坐在那,困了,夏天嘛,十点了,我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到2点,7月31号2点。

田炳信:你还在沙发上躺着呢?

蒯大富:还在沙发上躺着。贺鹏飞把我推醒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

我把眼睛揉揉,赶快就坐起来,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就轻轻的脚步声到门口,一推门我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来了,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

田炳信:凌晨2点?

蒯大富:凌晨2点。

田炳信:你以前见过吗?

蒯大富:没见过,照片见过多了。草民哪,没见过大人物。你怎么想象总理能来啊。

蒯大富: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

田炳信:哆嗦?哆嗦没有?

蒯大富: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着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着,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蒯大富: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蒯大富:后来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

蒯大富: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2、3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田炳信:周自己也记?

蒯大富:自己也记。孙岳是100%地全记。

田炳信:他会速记是吧?

蒯大富:对,会速记。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

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

田炳信:把他赶出去了?

蒯大富: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

田炳信:对。

蒯大富:(周):“不许进来了。”

我给他汇报了3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田炳信: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

蒯大富: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

在那地方坐着,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着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3个小时。

7点讲到十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说:“谢谢你了。”

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66年7月31号。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

蒯大富: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田炳信:第一证人。

蒯大富:八届十一次全会干什么?

田炳信:你不知道毛泽东想什么……

蒯大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田炳信:讲了6个小时,草民见了大宰相啊!

蒯大富:你想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想到中央主席和刘少奇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