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帜:何清涟 请警惕泛政治化陷阱!

2000年11月20日(周一)晚19:00——21:0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邀请杨小凯教授做客在线论坛,论坛名为“经济学漫谈”,全国各地不少学生参加,这次漫谈成为北大学生网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

问: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答:后起的国家可以在没有适当的政治和宪政制度时推进经济改革,主要原因是后起国家可以模仿新技术、新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政治制度不改革的弊病就会浮现。

这时,政治制度不改革就会出问题。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

现在的游戏规则不再是执政党(者)强加给社会。而是执政者和社会平等的讨价还价,使大家同意一个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政的开始。台湾和大陆实际上也是在找寻宪政谈判的切入点。是1945年谈判的延续。中国应该在各个利益团体包括台湾、大陆各党各派之间重新开始宪政游戏规则讨价还价和谈判。如果各方都同意一个游戏规则,中国就有希望,经济改革的成就也可以巩固。

问:美国的新经济是“新经济”吗,它对传统的经济学构成了挑战?

答:美国的新经济是新经济,其新不但在于电子网络而且在于特许经营网络等新的经济制度的扩张。交易费用占收入比重上升,经济一体化程度上升等特点,但是很多中国人可能过分强调新经济的新技术特点而不注意新经济是一些老的产权制度创造出来的。

他们强调技术忽视制度是想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这会形成后发劣势,应该注意。 问: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不能说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就这个问题(可能很大),你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答: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农民和我们城里人是同样的人有同样的权利,我们是不是也要爱农民爱农村,就象爱我们自己,当年马克思描写的贫民的悲惨生活,大量引自英王专门组织的一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调查报告?过年过节,有没有城里人请那些无家可归的乡下盲流到自己家里去共度时光,显示爱心?没有这种态度,中国的农民问题不可能解决!

农民要得到自己土地的完全私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才会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和个人的权利。

问:针对农村城镇化谈一些看法?

答: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城市化的结构,不应该由政府去控制,如果政府执行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户口制度,可能就对城市化发展不利了。

城市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增加分工水平,而分工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城市化,农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农民关在农村发展农业。只有让他们自由移民,通过城市化工业化来发展农业。澳洲90%的人口住在三个城市,南韩1/3的人口住在汉城,以此为标准,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太低。户籍制度难以消除的原因主要是牵扯城市市民和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他们利用他们的特权想遏止农民的竞争。

问: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信息膨胀,它是否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

答:网络的发展使分工加深有了新的工具,而分工的加深,其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增加,信息爆炸是说全社会知道的信息急剧增加,但是每个专家知道的信息占全社会信息的比重反而下降。分工发展的结果,使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购买的产品的生产的信息,而是专于我们卖的产品的信息,所以信息不对称可能增加,但是这是一种有效率的信息不对称,每个交易中机会主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因为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而减少,但由于分工网络由此而扩展,交易次数增加,所以机会主义造成的总交易费用可能增加。

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交易和信息连接可能性上升,因此使分工网络扩展,总交易次数增加,所以整个分工网络的可靠性下降,网络失灵的风险上升,网络病毒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都是例子。 问:杨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看法?

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有问题,它是古典经济学的而不是马克思独创的;第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是对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的有力工具,它不是按劳分配但是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有不少的好东西;最近的新政治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国家经济学,都有些东西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它强调制度演变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有不少结构主义的东西,比如强调劳动分工的经济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比资源分配的边际分析,对经济发展重要得多。 问:马克思的价格波动理论:一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对这一理论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不相信劳动价值论,认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价值理论比较可取!

问: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如何?

答: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很大,不让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上A股市,证券公司的许可证由政府公司垄断,这使股市成为一个向股民吸血来补助无效率的国营企业的工具。但是二级市场,私人公司可以操作,所以股市也被一些私人公司用来购买国营企业的控股权,也有推进国企改革的作用!

中国已经有很多私人银行,特别在江浙、温州90%的私人投资(资本)来自私人银行。我们应该使这种银行合法化,应该允许私人经营银行。这个越早越好,因为,WTO之后,外国私人银行 都会进来,本国私人银行就会处在不利地位。对民生银行之类的银行,政府应该放弃指定董事长的特权,让股东选举董士长。

问:您能否再解释一下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答:南美当时是自然条件 最好的,西班牙剥削南美,把它作为榨取税收的殖民地,不实行 地方自治,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大部分税收不拿回英国,由殖民地政府自己使用。

这是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坏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垄断政治, 好资本主义有分权制衡。我想借用钱颖一的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概念,好资本主义以北美为代表,用宪政秩序限制了贫富分化,英国“光荣革命”后,收入分配就比法国公平得多,因此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很高,市场很大,分工水平很高,所以生产力高,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

南美是另一个例子,有私人财产,有市场,但是政治上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所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应该在政治改革,宪政秩序上打主意,不应该限制私人财产。

问:现在,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数学化,并日益哲学化,请问,对此如何把握,尤其是对高中是文科的经济学院学生

杨小凯:各人的背景和爱好不一样,喜欢数学的,就尽量多用数学,但是不要忘了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数学基础不好的,就多做案例研究.制度的复杂性,任何数学模型都不可能捕捉其万一!有时案例研究反而离现实更近!

问:中国的希望在哪儿?

杨小凯;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现在的游戏规则不再是执政党或者执政者强加给社会,而是执政者和大家不断讨价还价,使得大家都同意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开始,台湾和大陆之间,实际上也是在找寻宪政谈判的起点.

还是1945年那个宪政过程的延续.中国应该重新开始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谈判,应该在各个利益团体,包括台湾大陆各党各派之间重新开始,如果各方都同意一个游戏规则,中国就有希望,改革的成果,就可以巩固!

问:您对何清莲的《现代化陷阱》有何评价?

杨小凯:现代化陷阱用西方术语很难说是纯学术著作.但是西方很多非学术著作对制度变化,社会变化的影响要比学术著作大,比如政治哲学家布堪南(不是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作品就对克林顿和很多政治决策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她有良心,经济学家要有良心!

何清莲记载的1992-1995年的圈地运动和国有企业

股份化中的大规模贪污是个人人都知道的社会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但是却不是由正牌经济学家,而是由何清莲最先详细记载这些现象。这说明,很多经济学家有一些局限性。

很多问题是不能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福利分析也只是经济学的一支。宪政经济学和承诺对策理论中都有人争辩,有些绝对权利不容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讨价还价,这是承诺可信的条件。这是为什么经济理性很强,而没有很强宗教传统的中国人,经济上反而搞不过新教文明。

有些承诺对策理论模型证明,非理性行为反能胜出。现在大家都知道制度很重要,而制度不是由理性的社会科学产生的,而是而是由多个宗教,意识形态之间长期的竞争产生的。因此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并不能用经济理性来解释,特别是不能用完全理性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这有几个原因:

正如哈耶克所言,每个宗教的产生都不可能理性预期其长期后果,例如,很多经济学家找出经验证据证明工业革命与新教意识形态有关。但基督教的创始人不可能从理性预见到宗教教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这种个人理性来创造和发展宗教。

正像母亲爱护孩子没有理性一样,但不爱护孩子的母亲都会因绝后的概率高而绝种。爱孩子不是一种自利的理性,但却产生种族延续的集体理性。而很多有利社会发展的制度都不可能由个人理性产生,而由宗教中的非理性产生。我写中文很慢。很多想法一下写不下来,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