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述 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述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
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
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
《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
”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
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
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
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
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
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
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
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
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
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
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平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
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
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
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
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
在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
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习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
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
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中国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
“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
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
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下一次我们将选一些篇章作具体的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