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彭德怀 "双核"动力澎湃人生:彭士禄院士

北京三里河一家小酒馆有位白发常客。他每每由护工推轮椅而来,喝上瓶啤酒,放下20块钱,摆摆手“不找零了”,带着一脸满足的笑容离去。

店家和街坊们都看着这位老者眼熟。然而,很少人知道他非同寻常的传奇一生。

他就是中国潜艇核动力之父、核电事业“垦荒牛”、86岁的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彭湃之子彭士禄。

“这一生,干了两件事”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开门见山。

1958年,中国打算启动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前苏联以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援助。毛主席豪迈地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士禄和同事们深受鼓舞。

1965年,核潜艇项目正式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老告别妻儿,只身入川,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1970年,由他领军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如蛟龙入海。

在粮食不够、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仅用了6年,中国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上世纪60年代末,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当起了开垦核电的“老黄牛”。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老说。

他带领40多人与上海728院的同志会合,开展秦山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等工作。他力主搞压水堆,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指挥的彭士禄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他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及自主设计、建造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投资等,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此期间彭老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亲自计算主参数。他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秦山二期首任总经理于洪福说。

“彭拍板”的“三张牌”

“有人叫我‘彭拍板’‘彭大胆’。我的体会是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有一条我每次都讲清楚,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搞不成,责任在我

彭老说,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解决。时间就是生命,效益就是财富。有些问题定下来,让实践检验,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

然而,大胆拍板是需要底气的。彭老无畏,因为他手里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上世纪60年代搞核潜艇时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彭老说。

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彭老很是佩服:搞核电,他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亲自计算主要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亲自挂帅。

第二张是“简单牌”。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这是彭老的座右铭。他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作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被彭老戏称为“懒汉牌”。彭老善于发动大家,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

“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世界变化很快,新技术发展更快,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说,跟着彭老干活很痛快。

人们说,彭老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百家衣 百家饭 百家姓

彭湃,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和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他出身富贵,却毅然烧田契干革命,献出生命在所不辞。

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彭士禄的人生注定澎湃激昂。

“我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奶奶背着我东逃西藏。不久,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姓百家姓。我有20多个‘爸妈’,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

“逢年过节有点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彭老低缓地讲起自己当“小萝卜”的故事——

那时,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称他的母亲“姑妈”。1933年7月16日的早晨,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8岁的我成了小囚犯,关在潮安县女牢房。国民党报纸大登“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

两位妈妈忍受着残酷的审讯,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我跟着一位“婶娘”乞讨度日,什么苦都吃过。后来祖母从报纸上知道我的下落,1936年把我带到香港。12岁时我才读了两年书,勤奋之状就不用说了。受到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我横下一条心,与堂弟从香港奔向惠阳平山,参加抗日游击队,以图救国、救家、救百姓。

1940年底,历经磨难的“红孩儿”被送抵延安。开荒、种地、纺线、争分夺秒地学习。

“坎坷童年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彭老深情地说。

“‘憾事’:‘夫人’太多”

“要说遗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3个: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莎(妻子马淑英)。”彭老的幽默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他还不罢休,接着“爆料”:自己在家里“没地位”。当家的是小玛莎,然后依次是女儿、外孙、保姆、女婿,自己是老六。说话时,老人家眼角嘴角堆起幸福的皱纹。

“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提为第二,才算平息。来世能否当第一夫人?很难说。”他说。

彭夫人深知,尽管几十年风雨相伴,事业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

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将全部心血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

“上世纪70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实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他对我说,放心,这一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彭夫人说。

在老伴心里,彭老又是一条大河。虽不善言辞,但从在苏联读书相遇起,他就像老大哥一样处处让着自己。谁又能说,那不是爱?

“他心里依旧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家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