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印钊妻子给陈章良校长的一封信(4)
在他生病之前没有一点预兆,他的身体没有丝毫地异样,只是他偶然提及,有几次在食堂由于身体虚差点晕倒!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心惊肉跳,有种直觉总觉得他这样拼命地后果很可怕,但并没阻止他,这也是我现在想来最后悔的地方!
发病
清清楚楚地记得, 6月15日晚上他从实验室回到家一脸沉重地告诉我,尿液很黄,那时他自己害怕是肾脏出问题了。6月17日我们一起去地坛医院检查,当天肝功检查结果:转氨酶高达1700(正常值最高为40左右),胆红素也升至一千多,最初以为是急性黄胆肝炎而住院。
其后在地坛医院按常规方法治疗肝病,很快转氨酶与胆红素得到控制,但在6月底,血常规检查开始发现血小板与白细胞每天呈进行性下降。大夫开始怀疑是血液病,于是地坛医院于7月3日进行骨穿,未抽出骨髓,遂于7月5日请中日友好医院血液科马主任到地坛医院进行骨穿,当日初步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于7月6日转院。
7月10日在人民医院再次进行骨穿,并于当天住进西苑中医院。住院当日白细胞1600,红细胞正常,血小板3*109。住院之后体温一直正常,7月15日下午两点突发高烧,达到39.2度,用抗生素与退烧针,烧降;次日凌晨,再次发烧,高达40度,并伴发寒战,发冷。当日烧退。18日入住层流室,开始隔离,但次日,开始发烧,并持续发烧至8月11日转院。
其间先后通过血培养查出大肠杆菌败血症、曲霉菌感染、肺炎克雷白菌血症,并且后者产生耐药性,意味着所有的抗生素类药类都对它无效。自此发烧开始,每日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与抗真菌的静脉滴注药来抗感染。自此,每日治疗费用万元以上,并且由于药量大,且均为临床新药,如科塞斯、安浮特克、威凡等抗菌素等,毒副作用大,对病人造成很大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产生视力障碍、出现幻觉等,在如此大剂量、高强度抗菌素药物控制下,感染非但未控制,呈现逐日加重。
并且在隔离层里,病人开始出现烦躁、绝望、狂躁、依赖、敏感的情绪,并产生自杀的念头。至此,白细胞已降至100多,中性粒细胞检测不到。每日依靠输血。
在此期间,我多方奔走,求助于人民医院、协和医院、朝阳医院、北大医院的血液科、感染科的专家大夫,极尽所能找到能够控制他感染的方法,但事实是,用尽任何办法,感染依然呈现进行性加重。
绝望
无论血液病多么可怕,只要我们有机会治疗!但是,从他确诊后,命运好像注定要与他作对似的,就没有给过我们一点机会与希望来治疗本病,永远地没有机会与疾病正面交锋,唯有被动地抗感染,并且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一丝改善!
治病以来,我的心情也有最初的怀疑、不相信、不接受、每日泪眼汪汪,到后来逐渐接受,擦干眼泪、怀着痛苦的心情而开始为疾病奔波、祈祷每天能够有一点好转、一点进步,再到后来顾不上痛苦、没有情绪,不敢有一丝希望,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他的病如何治、在哪里治、怎么治。
在整个过程中,人的心情一点点在变,但他的病却没有一丝改善,反而却在恶化。自此,每一天不敢再有丝毫地希望,因为每一天的检查、每一次地改换用药方案,没有一次在希望范围之内。
7月初确诊发病时,没有通知他们家里,为了避免在发病时让他们家里知道徒添他们的担忧与挂念,那时还比较有信心,觉得等他的病好了再告诉他们家里,那时我只是让自己的母亲过来给我们做饭。但是没几天等他住进西苑医院后情况急转之下,那时的病情发展可以借用医生的话说就是太凶险了!
7月16日,我开始打电话给印钊的大姐夫,可以说家里唯一可以跟我分担他的病情的一个人了!但当时印钊叮瞩,“告诉大姐夫千万不要告诉父母”!他的担心我十分清楚,家中母亲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一日三餐由他的父亲照顾。
而他的老父亲,生性好强,年轻时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但无奈命运捉弄、大儿子不争气搞得家不像一个家,因此便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的身上,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了小儿子,他是否能够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寄托与希望!再后来,病情加重,印钊的大姐与二姐来北京照顾他。
最后医院下病危通知书,表示已没有办法,没有一点希望来控制感染,并且治疗再障的方案没有机会做了!此时,印钊的情绪降至最低点、濒临绝望的边缘!至此,经过学校师生捐款、同学朋友凑钱、亲友拆借向学校换来的押金已花去二十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