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老教授子女在1970年代恢复高考中

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坛巨变,乾坤扭转。盘踞中国10年的极左派随着毛的去世而失势,***等人经周密组织顺利翻盘,随着***的复出,以及他主动提出分管科教,中断10年的高考被提上议事日程。记得1977年8月间,***曾邀请部分教授去京参加科教座谈会,其中许多是曾经的顶级教授,包括北京大学的周培源、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最年轻当属还是助教的温元凯。

会上,首先提出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是武汉大学的查全性,一经提出就得到与会者的响应。***一锤定音,当即表态“今年就恢复高考”。

苏步老从京返沪,立即传达了会议的情况。苏伯伯想必也是相当兴奋的。“***”10年,他吃足苦头。在所谓“革命路线”指引下,极左派挑起“革命小将”的无情批斗,使苏伯伯身心饱受摧残。据他事后说,出席北京会议本身,已经使刚刚从“牛棚”解放的他重新感到得到信任,会上他的有关恢复高考的具体建议得到***的赞赏,也使他对未来的高校改革充满信心。

家父与当年8月底去第九宿舍苏家访问,比较具体地了解了科教座谈会的信息。据家父后来对我说,苏伯伯在会上是第一个发言,其中谈到复旦研究数学的十八罗汉至今有十六人已经离开,损失很大。***当即对教育部的同志说,立即让他们归队。又谈到恢复高考一事,***当时斩钉截铁做了表态。总的说起来,***魄力大,中国有希望了。

有关恢复高考的事迅速传遍了复旦家属宿舍。一些老三届尤其兴奋,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迷惘,不知路在何方。特别是66届高中生,他们是1947年出生的,已经30岁了;年级略轻一点的,68届初中也老大不小,已是二十四五的年纪了。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发愁。对于复旦等高校教工子女的出路,原上海地方的政策是比较特别的。如复旦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属地算是宝山县、上海县,教工子弟中学毕业分配按照“城镇户口”处理,于是除了66届高中、初中尚有工矿企业就业外,余一律去农村所谓“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而一些地处郊县的国营大厂职工的子弟则同样享受市区分配待遇。对于这种明显的不公,当年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毛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

与复旦深有感情的陈望道校长对此则忧心忡忡。1977年曾守护在病床旁聆听陈望老遗嘱的陈光磊教授回忆说“望老在临终前心里也只有复旦,他反复提出希望当时的领导将复旦师生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提高师生的生活待遇。”户口竟成为一个堂堂著名高校校长的心头之痛。真是滑稽透顶。但这恰恰又是现实,上海的现实。

复旦老教授子弟当时都翘首以待中央有关高考政策的到来。1977年10月,招生规定下达。新招生制度取消了“***”中实施的所谓“群众推荐”、取消文化***的招生办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文化统一***,只要符合条件,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读高中生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自己申请报考)都可报名参加,学校按成绩择优录取。

为照顾因“***”而失去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机会的66、67和68届高中毕业生,高考的考生年龄放宽到30周岁。

当得知老三届都属于招生范围,复旦子弟的喜悦心情自然溢于言表。因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不合理的政策、关系来谋求愿望了,让自己的命运得以转变终于有可能实现了。

1977年12月11日、12日为上海的高考日,中断了11年的高考再度恢复。上海参加高考的人数多达11万人,全市分150多个考区,参加***的考生年龄跨度从15岁到30岁。

1977年上海高考录取率很低,约在4%,不过复旦子弟则脱颖而出,远高于4%的录取率。特别是教授子女参加高考的录取率不会低于90%。在记忆中的一些人中有:家住第一宿舍(庐山村)的胡庆沈,67届高中,全增嘏儿子,吴淞水文站职工,考取上海机械学院;葛备,66届高中,葛传槼儿子,上海港第九装卸区工人,考取复旦外文系;李新,68届高中,李龙牧子,务农,考取复旦新闻系;陈明先,67届高中,陈守实子,务农,考取复旦历史系。

董文祥,68届高中,董承良子(系寓居复旦),务农,考取上海第二医学院药学系。第九宿舍的周希,67届高中,周同庆子,考取华东师大;卢永芳,68届高中,卢鹤绂子,务农,考取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吴杰,67届高中,吴浩清子,务农,考取同济大学;周斌,67届初中,周士勋子,务农,考取复旦数学系;第七宿舍(渝庄)的何平立,68届初中,何玉寮子、陈子展外孙,务农,考取复旦历史系;陈迈平,68届初中,陈绍闻子,内蒙古自治区务农,考取北京师范学院;第四宿舍(嘉陵村)的姚华德,67届高中,姚善友子,教师,考取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

1977年的高考,老三届高中明显占优,复旦老教授老三届子女只要参加***几乎百发百中,初中生则有落马者。1978年的高考在6月份,这次高考老三届初中生大显身手了。我是67届初中生,1977年没有参加高考,主要是认为自己底气不足,难以和高中生匹敌。看见高中生取得如此佳绩,我也跃跃欲试。当时我还在农村当农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有这样的动力,人的潜能是能获得巨大释放的。

1978年,高考再次举行,上海共有11.1万名考生在210个考场参加了***。当年7月20日开考。报名费5角钱。我在宝山县泗塘中学参加***。尽管当年录取率只有4%左右,复旦老教授子女高考成绩仍然出色。

其中,家住第一宿舍(庐山村)的李北宏,67届初中,李振麟子,务农,考取上海师范学院;李西园,73届高中(中学4年制),李振麟子,医院职工,考取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李伟,67届初中,李龙牧子,务农,考取上海财经学院;朱邦薇,67届初中,朱东润孙女,务农,考取复旦大学分校;蒋维新,67届高中,蒋学模子,教师,考取同济大学建工分校。

第五宿舍(筑庄)的严涧,67届高中,严北溟子,考取同济大学;严俊,67届高中,严北溟子,务农,考取浙江大学;第九宿舍的吴嘉勋,67届初中,吴文祺子,粮店店员,考取复旦历史系研究生(破格);吴宗上,68届高中,吴斐丹子,考取上海财经学院;谈龙,68届初中,谈家桢子,考取复旦大学分校。

1978年高考,复旦第一宿舍考取大学的人最多,除蒋维新、李西园外,都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我们复旦小学两个毕业班80多人,1977、1978年高考有4人考取大学,一人考取研究生,都是老教授子女。除一人为当时乙班外,其余都是我们甲班的,甲班共有5位老教授子女。

1977、1978两年高考,第二宿舍(徐汇村)居住的老教授***中被赶走,第六宿舍(淞庄)没有老教授居住。第三宿舍(德庄)是复旦附中学生宿舍,第八宿舍是青年教工单身宿舍。以上无老教授子女参加高考。

复旦老教授特指1956年10月高校首次评聘职称的群体,当年复旦被评上105名正教授(之前200多名教授已不算数),以后复旦20多年没有再评过职称。在上世纪70年代,年纪最轻的老教授也在60多岁了。参加高考的基本都是他们的最年幼的子女,人数不多,但这些子女苦头吃了不少。

他们在***中被打入另册,在招工、就业等方面屡受打击。1977、1978年高考终于释放了他们的能量,证明了自己。在以后的30多年中,他们多数人都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

在1977、1978两次高考中,有的人碰到一点波折。如复旦外文系老教授黄冠群儿子黄临文是67届高中生,参加1977年高考,成绩在上海名列前茅。可是他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母亲在大陆易帜前曾担任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由于1957年受到惊吓,成为精神病患者。

以后黄家老大去了甘肃,老二也去了外地,老三黄临文务农。由于“***”结束不久,黄冠群教授虽然已经在外文系辅导学生,并受到尊敬,但政治上仍然没有翻身。

所以,尽管黄临文成绩出色,仍然是“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1978年,黄临文再次参加高考,这次成绩依然优秀,但是又传来了不被录取的信息。这下子,黄冠群坐不住了,为儿子担忧却又没有办法。老四小女儿黄海颖有魄力,说:“你不是和苏伯伯是老友吗。

我们去找苏伯伯。”当右派20年了,抬不起头来,自己也没有求人的习惯,和苏步青多年也没有联络。黄冠群有些害怕。在女儿的鼓励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黄冠群和女儿一起到第九宿舍叩开苏步青的家门。

苏步老热情接待了黄冠群。黄冠群将儿子的事情和盘托出,苏步青一句话令黄冠群热泪盈眶。苏步青当时说:“你来得晚了,此事应该解决。”1978年4月,苏步青已担任复旦校长。果然在苏步青的关心下,冲破阻力,黄临文如愿录取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数学系。黄临文现在是同济大学数学教授。

顺便说一句,当年和我一同插队的苏元荣曾也有此经历,并和父亲一同到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说理。高招办主任宋兰舟接待了他们,并在1978年使其圆了入学梦。其父大陆易帜前是上海国防医学院医生,以后是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家住复旦第一宿舍朱永嘉(“***”核心成员)儿子也被高校录取。***延续几十年的“成分”论终于发生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考,让复旦老教授的子女重见天日,他们以后的生活也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昔日生活的磨难有点不堪回首,毕竟雨过天晴,又看到希望。但愿这种折腾成为绝唱。

(不住在校园宿舍的不在以上统计之内)

(陈迈平寓居瑞典,为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太太是瑞典人,莫言的书是她翻译。陈迈平兄陈亢平与本人同班同学。)

左起:曹景胜、李北宏、李心南、曹景参、陈明先、李新、董文祥、蒋维新、李伟 (摄于1967年复旦大学)前排左起:董文祥、葛备、胡庆沈、李心南、李湘;后排左起:曹景胜、蒋维新、曹景参、李北宏、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