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民主转型 俞可平: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及其重要启示

中国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随着苏联的解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俄罗斯都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转型后的俄罗斯政治是否是民主政治呢?大体说来,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答案:“自由民主”“俄式民主”和“威权主义”。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一些学者明确指出,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时间不长,民主的发展程度也不高,但“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门槛,踏入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合格的民主国家”。

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最低门槛,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但俄罗斯的民主不是西方模式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俄罗斯自身特色的“俄式民主”。

然而,也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不同意上述两种判断。他们明确地或隐晦地指出,俄罗斯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还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威权政治”或“专权政治”。

显而易见,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模式别具特色。它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体制,又不同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一种“俄式民主”呢?或者说,俄罗斯这种政治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传统苏联政治模式的严重弊端;第二,俄罗斯悠久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第三,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需要;第四,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第五,俄罗斯领导人个人的性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给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依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繁荣和民主的基础,是俄罗斯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长远看,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俄罗斯的所谓民主转型,给国家带来的是灾难,它不仅使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且使俄罗斯从前苏联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从最终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转型是失败的选择。

综观中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主转型”的阐释、分析和评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正像当年关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关注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和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关注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或者阻碍中国的民主进步;他们的许多评论和判断,与其说是说给俄罗斯读者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中国读者听的。

更进一步说,中国学者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讨论,是中国民主政治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许多观点,或多或少已经对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进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综合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各种观点,就其主流而言,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启示。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各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追求;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俄罗斯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余毒十分严重,在这样一个国度推行民主政治,势必会受到极大的阻力,也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专制政治传统的大国,走向民主政治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俄罗斯而言,民主同样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正如普京所说:“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任何专制和独裁都是短暂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久不衰。尽管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人类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制度。”因而,叶利钦和普京虽然都是俄罗斯的强势领导人,但即便是拥有如此权势的政治强人,他们既无意也无法阻挡民主化的进程。

具有战略眼光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们不会中断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而重新回到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转型时期俄罗斯新一代政治精英对俄罗斯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将集中体现为在俄罗斯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推进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虽然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各国的民主政治都有着共同的要素,例如选举、法治、参与、制衡、透明、责任等,但是,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性格和素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因此,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也各不相同。

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势必会有自己的民主模式。民主没有单一的模式,照抄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不仅是懒惰的做法,而且也多半不会成功。

从历史看,俄罗斯缺乏民主的传统;从现实看,俄罗斯缺乏健康强大的公民社会,因此,典型的西式自由民主很难在俄罗斯生根开花。相反,强调国家权威、民族自主和社会秩序的“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反而能够收到实际效果,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

无怪乎,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主权民主”不过是普京个人专权的幌子时,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则认为,“主权民主”是俄罗斯“国内制度的精髓”,“俄罗斯只能搞主权民主, 否则我们将会既没有民主, 也会失去俄罗斯”。

民主政治必须有序推进,增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限制权力的过程,是对政治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稳步推进,切不可冒进。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现实社会秩序的失控,引起社会动荡不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结果导致了经济秩序的失控,国民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生凋弊。俄罗斯“民主转型”早期的做法也类似于“休克疗法”,过于急速冒进,结果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严重失控,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治理严重失效。

贪污腐败横行、黑社会势力猖狂、犯罪率高升、民怨沸腾。“可控民主”实际上就是对早期民主转型进程的一种扭转,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国家治理重新回到有序状态,但代价高昂,它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威和个人集权的某种无奈的回归。

俄罗斯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再一次表明,增量改革是推进民主政治的最优选择,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推进民主必须与增进民众福祉和改善社会治理相结合,让民主造福于民。在非民主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极容易产生出对民主的过高期望,以为一旦实现了民主转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和良好治理之间虽然有紧密的关系,而且从长远看,三者之间确实存在高度的相互契合,但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三者之间并非同步关系。

民主不是万能的,推进民主,并不必须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宁,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如果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民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社会没有安宁的局面,那么,民众对民主政治的热情就会锐减,强势领导人就会应运而生,民主进程可能会因此受挫。正如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在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不久之前,在改革第一阶段导致的大规模贫困期间,‘民主’这个词本身在俄罗斯获得了消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了一种骂人的话。现在,经过一些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民主变得较易理解了,或者成为有效益的了。

它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我国相当多的民众现在不再拒绝民主,也不把民主当作别人的东西了”。因此,民主转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将民主的推进与民生的改善结合起来,让民主真正造福人民。

制约公共权力与增进公民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有所偏颇。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实质上就是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来维护和增进公民的政治权利。

它们是同一民主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现代的宪政制度,实质上是公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一份契约,它分别给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划定了边界,公民和政府均不得逾越这条边界。因此,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既是制约公共权力的根本保障,也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

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没有这样的法治,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民主。只要存在一个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组织或个人,那就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

因此,俄罗斯的“主权民主”不应当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对立,相反,“主权民主”意味着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超级总统制”也不意味着总统可能有超越宪法的权力,最强势的领导人也必须在宪政框架内活动。

普京自己也多次重申:俄目前正在酝酿的各项改革不会超出现行宪法范畴, 也不会背离民主原则。换言之,公共权力的扩张,是为了增进公民的权益。一旦公共权力的扩张,损害了公民的权利,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倒退。

简而言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向民主导向的政治转型,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的重大事件。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仅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进程,而且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仅丰富了人类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人类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既有认识论的意义,更有现实政治的意义。多数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进程的阐释和评判,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取向。

每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既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合理成分。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进步,既要遵循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律,也要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如此,中国的民主进步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