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市民社会 王新生: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市民社会

讨论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问题,第一步就需要对当代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首先,当今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取向的社会转型期。其次,这个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

如果这样来看这个社会转型,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中国正处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转折时期:具体地说就是,这个社会转型已经大致完成"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的建立"这样一个初级的阶段,正在转向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转型"的时期。

正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而导致市民社会问题再度凸显出来,市民社会的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最近我国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争论

关于市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已经持续了20年的时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经达到一个高峰。最近一个时期,这一问题又成为学官两界热议的问题,一些有代表性的官方人士的参与更是引人关注。

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今年5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同志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的文章,引起一系列反响。周本顺在文章中强调:"创新社会管理,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

第二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月13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研究员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党政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的文章,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俞可平指出:"公民社会在中国正茁壮成长,应当说是越来越引人注目。

""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要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应该怎样看待当前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争论

这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它们体现了两种观念之间的差异。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这涉及长远社会目标和短期社会目标的问题。区别在于:是从短期目标上理解问题,还是从长远目标上理解问题。

如果从短期目标出发,社会管理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市民社会加以管控,由国家政府机关将一切社会机构都管理起来,避免带来社会问题。所以,从当前社会治安的角度考虑问题,周本顺所讲的是有道理的。

如果从长期的目标看,如果要搞好社会管理,就应当允许甚至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如果市民社会及其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起来了,市民社会成为政府的"帮手",承担许多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许多事情不假政府之手社会就能够自己做好,这样当然就能使社会更为和谐。

社会管理的具体操作必须立足于当下,当下的问题渡不过去,就没有未来可言,就不用谈长远,就不用谈未来了。但是,社会管理理念的确立却不能立足于当下和眼前,不能立足于技术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我们的社会管理便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是疲于应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昂,社会管理的效能却越来越低下。

所谓在管理理念上立足于长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从整体和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就应该重视社会机体的自我救治功能,应该重视它的自我免疫系统的培养。如果把政府比作是医生,当社会机体很健康的情况下它就是正常的人,就没有必要由政府出手给他用药,给他动手术,它自己就能够健康地发展。一个不必用药就能良好地运行的社会机体才是一个健康强壮的社会机体。

第二,从更深层次上看,这涉及怎样理解现代市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两种不同观念的区别在于:是把它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是理解为"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而又各司其职"的社会结构。

一种观念是,将现代社会看作是国家统合社会的一元化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最典型样本就是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社会,国家将一切都管控起来,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一切事情都是政府的事情,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机构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既然如此,允许它们存在只是不得已的事情,当然不会鼓励它们的发展。

我赞同另一种观念,即将"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而又各司其职"的社会结构看作是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因为这种社会结构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般社会结构。说它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般结构是说:第一,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而且,这种社会结构是成熟市场经济社会的标志。

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第二,只要想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就需要这样的社会结构,否则,即使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没有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的支撑,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一个社会不是一个"经济体",而是一个"社会体"。

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可以这样说:对于迈入市场化转型的社会来说,问题不是想不想要一个市民社会的问题,而是最终会有一个怎样的市民社会的问题,是要一个好的市民社会还是要一个坏的市民社会的问题。问题也不是想不想让市民社会发展,而是以下两个选项中的一种:或者是,扶持它任其阳光灿烂地茁壮成长;或者相反,压制它让它在石头缝里扭曲地生长出来。

后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是畸形的,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从长远来看会增加很多社会管理成本。

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初步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结构,分化定型为一个"多构体的复合的社会结构"。当今中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社团组织在数量上数十倍、上百倍"爆发式的增长"的情况,就能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但是,当前我国的市民社会还只是刚刚出现,甚至说还只是非常弱小和畸形的。未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障碍,首先是人们已经讨论很多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社会自治组织"官民二重性"的问题。社会自治组织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自治的,是独立于政府机器的,但当前中国大量的社会自治组织带有官方色彩。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难以真正发挥其作用。

第二,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过度趋利性,社会非营利组织具有非常强烈的企业化特征和牟利性倾向,资本的逻辑引导了社会事业的发展,这就使得当前本来就非常羸弱的市民社会难以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最近曝出的郭美美事件、宋庆龄基金会事件,都让人们感到对它们没有信心。

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仍然要解放思想。正如俞可平所说的那样,政府官员特别要解放思想,大力培植市民社会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没有政府的扶持和培育,采取"自下而上"的途径,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不要将市民社会看作是自己的"敌手",而是要将其培育成自己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帮手"。这个观念不转变,政府官员就永远不可能支持市民社会的发展。

第二,政府应当进一步向社会让渡权利,将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部分交给社会。当前人们总是讨论经济领域的所谓"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问题。其实在社会管理上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我个人的总结是,在社会管理问题上,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国欲退而不舍,民欲进而不能"。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有赖于市民社会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所依赖的最根本条件仍然是法治建设。没有法治作为基础,无论是政府的行为还是社会组织的行为都无法很好地规范,无论是政府的作用还是市民社会的作用的发挥都将无从谈起。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依赖于法治,依赖于法治型政府的建立。同时,解决好这些问题,也要依赖于党和政府以及全体公民的智慧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