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内部】深圳富士康到底怎么样啊?

核心内容：深圳富士康内部，富士康公关小姐则继续欺骗国内记者。“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生产线上没凳子,除少数员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立着干活,不得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员工在车间晕倒并不是在公司加班过多,而是身体素质差,“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线上作业的,大都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约1000多元。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

工作完毕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饭只能在楼梯上坐一下,然后进入生产车间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谁在楼梯上躺着睡,将被管理人员记过。

车间里不允许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12个小时阿,就像罚站一样。我一个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她们呢?”深圳基地外联部的贺小姐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基本不可能,公司订单非常多,但都是8个小时一轮岗的。

“员工晕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差。”她说,“富士康包吃包住,又买保险等,很多人都想挤破头进入富士康。”据她说,几年来,很多人都通过缴纳千元的中介费方式,伪造文凭进入富士康。“他们正式工作以后,经常会有人晕倒或出现突发状况。”

“于是,公司就对这些工人一个个检查身体。查过以后,公司惊奇地发现,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小小年纪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些人查出白血病。”

因此,富士康从今年3、4月份起,不再从劳务市场招收这类普工,而是与国内1000多所中专技校合作,直接寻找职员。她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设凳子。但这是因为设备的要求,有些设备需要员工站立,但也有坐着工作的。“不可能有员工坐走廊上休息的,车间附近都有休息室。”她还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富士康不会通过国外伙伴的考核。

新职员培训分为生产线实习和企业文化课程。每天早上6点40分起床后,陈峰必须吃得很饱,振作精神接受12个小时的体能考验。实习人员同样没有凳子坐,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且不能东倒西歪。否则,被抓到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训斥。几个月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疲力尽,双脚生满水泡。实习期间,还要穿插一些企业文化的课程培训,8个小时的千人集训场面,蔚为壮观。

富士康还指定了“限制加班时间”的措施。每人按不同级别有不同的加班时间。如果一个员工的每月加班时间超过指定小时数,超过部分算义务加班。

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难以理解”。职员们也承认,容纳13万人、拥有10个食堂的偌大工厂,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确实必要。自1991年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60%的复合成长率。

每天下班,无论有没有货车经过,工人们必须进入厂区的“人行道”走回宿舍,不能乱窜;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算机插头,罚款1000元;如果因工作需要调换部门,职员的电脑将被拆开三次,检查机型内外的编码是否匹配。

公司的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末或者晚上下班,有时一开就是3到4个小时,如果不去一律按照旷工处理。

6月初,富士康高层发现,相关机密文件丢失。管理部门规定,严禁任何员工携带笔记本电脑、MP3、U盘等进入厂区。最近,富士康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次非自愿捐献骨髓活动。一位被要求参加活动的员工迷惑不解的是,为何这次的骨髓验血特别隆重?公司的一个副总亲自披挂上阵成立专案组,一些员工甚至不上班也要去验。

同时,籍贯为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的男员工被点名参加,而其他地区的则不必。富士康在工作纪律上要求一向严明,谁迟到,谁就会被惩罚。但本次活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后来他听说,原来是富士康的一位高层亲戚得了血癌,而该人士的祖籍是山西,母亲又是山东人,所以北方人的血缘会近一些。

这才恍然大悟。公司外联部贺小姐则说,捐献确有其事。公司有一位职员有一种特殊的病,所以限定了一些范围。记者询问,是否这位员工是普通职员呢?贺小姐则答到,是一名公司职员。“平时,如果员工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组织大家对需要帮助的员工献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有关“血汗工厂”的新闻似乎已经多得让人有些麻木了。早在中国开始成为“制造工厂”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外资制造性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现代“包身工”就开始出现在珠三角的某些工厂里了。

在这些工厂里,一线的操作工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身自由。加班费可低至0.8元/小时,而一旦违反某些厂规,惩罚手段可按月工资扣。亲友探望类似探监,公司只开一个小门,稍谈片刻即喊结束。

有网民指出:

经济学家张维迎前一段时间表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他没有详细展开其论断的理由,但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逻辑。而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劳动力成本上升。

于是这个问题便涉及到一个社会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GDP和吸引外资的增长,那么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往往是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即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资上涨也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日本上世纪60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没有去限制工资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是该认真去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更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正如约翰·邓恩所言:“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

也就是说,堂堂的中国制造,已经退化到20世纪初的泰罗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