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是条狗 易富贤:与学部委员程恩富商榷: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3月23日发表了记者汪孝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教授的采访文章《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1]

程恩富教授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引人注目的“创见”要算是:“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 [1,2],以“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3]。

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3],“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4]

这些观点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是截然相反,是真正的“创见”。

本文就《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简称《人口政策大争鸣》)里面的一些观点与程恩富教授进行商榷。

1、《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其实,如果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现在是生育率远远没有1.8,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只有1.22 [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

33 [6]。韩国、台湾、泰国、伊朗1960年代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为6左右,伊朗在1990年的时候生育率还为5.3。但是现在韩国、台湾的生育率只有1.1了。泰国、伊朗现在这两国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

6左右,伊朗生育率只有1.7左右。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实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现在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的。就是说中国当初根本就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1.3的超低水平。

2、《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这些数据是国家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结论,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已经质疑了这个报告[7]。联合国统计司负责人口和社会统计的原副司长游允中教授同意我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报告是错的。

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8],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

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9]、692万[10]、681万[11]、673万人[12],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远没有1.

8。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近年每年需要增加1300万左右,今后十多年平均每年增加800-1000万[13]。

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每年只增加600多万,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现在每年净增人口只有600多万,两三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600多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

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已经接近负增长。

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不到现在的61%,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还能达15亿左右?

3、《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我在《大国空巢》第21章和《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分析,中国生育率不可能反弹[14]。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

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5]。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

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中国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生育率怎么可能反弹?

4、《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我在《大国空巢》第5章已经分析,“中国的人均资源不足”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

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

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

阿根廷、俄罗斯的人均资源也远远超过美国,但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太多(这些地区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

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中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由于资源利用水平低,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

据《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16]。以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几分之一资源也不够用。

5、《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这个估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是采纳15亿人口来估算的。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难阻今后人口锐减,中国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15亿的。即便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18亿,粮食也不是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人口增长跟不上粮食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是必然趋势。比如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在耕地面积还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现在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5亿吨。由于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的不同,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73.

5%,但中国近年粮食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印度只有2.3亿吨。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今后三色(绿色:传统农牧业,白色:微生物农业,蓝色:海洋农业)农业并重,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17]。

6、《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

程恩富用“人口基数”作为全面实行一胎化的理由。其实如果欧洲不分成很多小国的话,人口基数也很大。如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不从印度分裂出去的话,印度人口基数已经超过中国了。苏联解体之后,人口基数减少了,但是社会发展却并没有进步。

中国人口基数大,但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比日本、韩国、很多欧洲国家还要多。程恩富作为经济学家,却不知道人口的密度效应和规模效应,却不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比如程恩富本人选择住在上海和北京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不选择到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工作。

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不能作为控制人口的理由。事实上德国的环保界现在也已经转变思路,不再认为人口本身是环境污染的原因,相反,他们认为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利于保护环境。《人口与发展》一书的作者、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国际著名的社会问题专家Frank Furedi教授强烈抨击靠计划生育搞环保的观点。

他说,人类的生命永远都应当是“宝贵的、特殊的”;但是,在消极论者眼中,新生命被贬值成了“污染物”。他讥讽地反问,要是人类完全消亡了,全球变暖的危机岂不是就彻底解决了?[18]

程恩富认为需要 “城乡全面一胎化”,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其实巴西、阿根廷等地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欧日,但是社会发展水平却与中国更接近。巴西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与中国非常一致。阿根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2平方米[19],不但远比美国少,甚至比中国(中国为28平方米)还要少[20]。

程恩富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一样,认为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6年3月8日,潘贵玉做客新浪网说:“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21]。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