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谭震林李井泉曾希圣如何过关

这里需要略加详细记述的,是邓小平所在的四川组。

四川,按人口计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达7000多万。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达400多人,是福建的两倍多,也是全国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②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③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江西临川人,18岁投笔从戎,参加了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担任师职,过了两次草地,可谓千锤百炼。自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晋绥一带开展工作,成为贺龙的搭档。

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邓小平、贺龙等一起进军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从1952年起,他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5年合作化时,李井泉还比较冷静一些,他表现得有点从容不迫,四川实现合作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

毛泽东曾表扬他,这“不是也蛮好嘛!”但“大跃进”期间,李井泉则比较积极,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因而颇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欣赏。1958年,李井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年,又晋升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共六大中央局书记之一。

然而,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就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却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④,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①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四川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太低,现在还在饿死人;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这封信最后说:“中央如果要反对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后,还不积极贯彻执行。恐怕这也是四川连续四年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现在来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李井泉没有放开让大家讲话,因而使四川同志的气越来越大。匿名信的出现,应该与此有关。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在开“出气会”时,邓小平才来到四川组了解情况。至于为什么派邓小平来,可能因为他是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应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

从他检讨的内容来看,大概已经知道了匿名信的情况。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李井泉的心情非常沉重。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很多同志对他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在四川同全国一样,粮食极度困难时,中央多次打电话从四川调粮,他抗争过,但中央强调要先保京、津、沪,“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②,请四川做出牺牲。

因而,使四川缺粮情况雪上加霜,非正常死亡更加严重。这是四川同志有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检讨呢?据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回忆:在检查前的一个晚上,李井泉基本上没有睡觉,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看上去,他很为难。把调粮责任推给中央不行,把所有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也不是那么回事,心里矛盾极了。

经过一夜的思考,在四川组的会议上,李井泉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代表省委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想想这几年拼命工作,换来的却是不堪回首的严重后果,用陈振寰的话说,他在检讨时,心情非常“沉痛,声泪俱下”。

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谈到了。如中央的纠“左”指示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对调粮太多的问题,他一方面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但也没有全部承担责任,只是说省委有责任,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与会者明朗和陈振寰的回忆,是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陈振寰回忆说:“李井泉讲完以后,小平讲了几句话,很简单:‘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

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得多了些,四川死人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具体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无法确证,但从李井泉没有被免职,也没有受到处分,并顺利过关的情况来看,邓小平是讲了上述一些话的。所以会议的后期由集中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那些死去的乡亲,有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人们不禁要问,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李井泉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呢?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李井泉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调粮任务,虽然很不情愿,但当中央领导强调“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时,他顾全了大局,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到了雪中送炭。

有关这一点颇受中央赞赏。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①而四川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调粮食太多。

不过李井泉因为交了过头粮留下的惨痛教训,也使毛泽东很难忘怀。1962年当毛泽东得知四川可能增产粮食50亿斤时,他告诫李井泉:“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在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又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

”②言外之意,在照顾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方面,他没有兼顾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不过,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这种批评是十分友善的。

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被当时所出现的让人讲话、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民主气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项工作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会”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带来了1962年什么样的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