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老婆 郑永年: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

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

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

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

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具有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

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

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可以通过“城堡政治”“豁免”着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

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再如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

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