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生平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试读:关于法拉奇 关于《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译者序关于法拉奇,关于《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文\毛喻原《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向我们展示了法拉奇的别样风采。这是一个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法拉奇。该书中不乏大段抒情与倾吐衷肠的段落,读起来让人感动心脾。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这样一本充满儿女情长的书中,法拉奇那种惯有的斗志的锋芒、鲜明的政治立场、对现实非义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社会公义的强烈呼唤,都是昭彰凸现的。

所以这是一部柔中带刚、刚柔结缡的书,是一本完全有必要去读,并且读后定会有莫大收获的书。

现在让我们读法拉奇,1、2、3,开始!法拉奇——闪耀在人类精神天空的明星作品:她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在灰暗、沮丧、表热内冷的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有幸读到了法拉奇的长篇纪实小说《男子汉》。

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她的所有作品。初读《男子汉》给我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就像我初读普拉丝一样,它们给我心灵的冲击总是让人难以忘怀。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乃至 21世纪的中国读者更需要去读法拉奇与普拉丝,而不是那些更为权威、更具知名度的杜拉丝、乔治·桑,甚至波伏瓦、吴尔夫们。

在我看来,法拉奇与普拉丝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闪耀的明星。无疑,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某种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启示性警醒。

普拉丝深入灵魂,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以诗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了人之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怖与绝望,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法拉奇植根于现实,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以“新闻”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与起伏跌宕,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

两者殊途同归,就其生之绝望的抒发与生之公正的呼唤而言,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抵达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法拉奇与普拉丝连同她们的辉煌作品一起才构成了 20世纪女性文坛的一种奇迹、一个异象、一座丰碑。那是人类灵魂视界至高点上的一道灼人的风景。

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人世的沉浮,这一风景仍会在一种迷懵的氛围中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重新去洗涤着人们对于过去苦难与悲壮经历的回忆,重新去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企盼。

中国渊源:她取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画像尽管在一部分中国的女性读者中,法拉奇显得有些“怪异”,因为她早年就发誓不结婚,不生孩子,从事的还是连男人们都无能望其项背的新闻事业,但在中国真正的知识界,法拉奇还是被人敬重有加的。

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多次获奖,也不是因为如她的传记作家圣·阿里科所说,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 150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她之所以受敬重,尤其在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中,主要是因为她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反对暴政和人类邪恶势力的象征;是因为她的作品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

我认为,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感谢法拉奇。

除了她的《男子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除了她 1968年 9月在墨西哥城面对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向学生开枪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壮举,仅举以下一段小插曲,我们也有足够理由感谢她。这一插曲,对于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鲜为人知。

这就是 20世纪 8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四幅巨大画像的消失就直接与法拉奇有关。1980年,法拉奇来北京采访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在采访中,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法拉奇对邓小平说,她不喜欢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多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画像。因为他们是东方灾难的思想之源和行动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后者,堪称暴政与集权的象征。

她对邓小平说:“真可惜!我本来挺高兴,但看见他们真令我扫兴。我真希望我能把斯大林画像从天安门广场取走。”邓小平当时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理解,但我不会满足您的这个愿望。

”第二天,星期六一早,当法拉奇再次穿过广场时,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那些画像已不翼而飞:马克思走了,恩格斯不见了,列宁消失了,斯大林也不知去向。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假定,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本身就打算取走画像,但要不是法拉奇的中国之行,这些画像也绝对不会取走得那么快,那么及时。

另外,法拉奇的传记作者圣·阿里科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要是有朝一日,有人在法拉奇的墓碑上写上:此处长眠的就是那个取走了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巨幅画像的人,我想,她定会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