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萨汗国与查士丁尼二世的关系
摘 要:可萨汗国与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的关系在可萨—拜占廷关系史上很具有代表性。可萨可汗在查士丁尼二世被废黜后收留了他并与之联姻,但是在查士丁尼复辟后却支持反叛查士丁尼的起义军势力,最终推翻其统治。可萨与查士丁尼二世戏剧性的关系始终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国家的战略需要,决定了可萨对查士丁尼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可萨汗国;拜占廷;查士丁尼二世;克里米亚
Abstract:The Khazar Khanate’s relationship with Justinian II, the Byzantine Emperor, is typic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Khazar-Byzantine relations. The Khazar Khagan received the Justinian II and married his sister to him when the Byzantine Emperor was dethroned. After the Justinian recovered his throne, the Khazars backed up the rebellion against Justinian and overthrew his rule.
The dra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Khazars and the Justinian II lies on the Khazars’ interests in the Crimea. It is the tactic demand of the khanate which l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Khazar Khagan’s attitude to the Justinian II.
Keywords: the Khazar Khanate, Byzantine, Justinian II, Crimea
可萨人(Khazars)①,也称为哈扎尔人,是6-11世纪活跃在欧亚大草原西部的一个游牧民族。6世纪后期可萨人作为西突厥汗国的属部出现在南俄罗斯草原。西突厥汗国覆亡以后,可萨人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西突厥汗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大约在7世纪中叶,可萨汗国已是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一个重要的国家。9世纪前期可萨汗国势力最为强大,先后使得东斯拉夫人、马扎尔人、佩切涅各人、布尔塔斯人、北高加索匈人臣服。在可萨最盛时,领有西至基辅,东到花剌子模草原,北到伏尔加保加尔,南到北高加索的广大土地。11世纪初,在拜占廷和罗斯的联合进攻下,可萨汗国覆灭了。
在可萨史上,可萨人与拜占廷人的关系最为复杂。从早期与希拉克略联盟攻打波斯人,到8世纪30年代与君士坦丁五世联姻,在外高加索地区抵挡阿拉伯人的进攻,再到9世纪30年代共同在顿河下游修建军事要塞萨克尔(Sarkel),似乎双方的关系一直以合作为主。但是,二者也时常为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反目成仇,相互争斗,拜占廷就曾数次怂恿阿兰人、佩切涅各人和罗斯人侵袭可萨领土,并最终与罗斯人联手灭掉可萨汗国,而可萨人也多次与拜占廷人争夺对克里米亚地区的控制权。
可萨和拜占廷之间的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贯穿着整部可萨史,尤其以可萨人与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的关系为代表,从二者的关系可以折射出整个可萨—拜占廷关系史的本质。可萨可汗在查士丁尼二世被废黜后走投无路之时收留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但是后来却在查士丁尼复辟后支持反叛查士丁尼的起义军势力,最终推翻其统治,扶植新皇帝登上皇位。可萨与查士丁尼二世戏剧性的关系始终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国家的战略需要,决定了可萨对查士丁尼态度的转变。
可萨人626年首次出现在拜占廷史料中时还是西突厥汗国的一个属部,因此,拜占廷史家塞奥尼发斯称可萨人为“从东方来的被称作可萨人的突厥人”,有时甚至直接把他们称为“突厥人”。 [1](p.447)但是随着西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可萨人逐步脱离了西突厥汗国的统治。贞观二年(628年),西突厥汗国的统叶护可汗被莫贺咄杀害,莫贺咄自立为大可汗,这使得汗国内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揭开了西突厥汗国全面内战的序幕。[2](p.280)大概就是在这时,可萨人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时的可萨人主要活动在北部高加索地区。在可萨赢得独立的同时,另一个被称为大保加尔(Magna Bulgar)的国家在黑海北部建立起来了,控制着从高加索到顿河,甚至到第聂伯河的广大地域。
642年,保加尔汗王库乌拉特(Kuvrat)去世,此后没过几年,可萨人发动了对保加尔人的进攻,最终导致了大保加尔王国的解体。其中一支保加尔人北迁至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地区,后建立了伏尔加保加尔王国,9-10世纪时皈依了伊斯兰教,该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附属于可萨汗国。另一支由阿斯帕鲁奇(Asparuch)②率领于7世纪70年代西迁至多瑙河南岸,后与斯拉夫人融合,建立保加尔王国,即历史上的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其余留在原来大保加尔王国境内的保加尔人则被可萨人征服,成为可萨的臣民。7世纪中叶以后,可萨汗国成为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三角洲下游的一个重要的国家。
新兴的可萨汗国不断地开疆拓土,在高加索地区遭遇到了同样处于上升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较量。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通过与可萨人的多次征战,控制了外高加索地区,但是由于656年奥斯曼(Uthman)哈里发被刺杀引发了阿拉伯帝国内穆阿威叶与阿里争夺哈里发之位的内战,阿拉伯军队撤出了外高加索,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可萨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没有大的冲突,直到伍麦叶王朝的鼎盛时期双方才重开战事。阿拉伯人的撤出给可萨人反攻的机会,加强了可萨人对北部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同时也给可萨人积极向克里米亚地区渗透创造了条件。到7世纪末期,可萨人统治着从里海到第聂伯河,从高加索山脉的南麓到奥卡河以及克里米亚之间的广大区域。[3](p.493)
可萨与查士丁尼二世的关系正是从7世纪末期开始的。695年底,拜占廷国内爆发了反对查士丁尼二世的起义,新建立的希腊军区将军利奥提乌斯(Leontius)被蓝党民众推举为皇帝。查士丁尼被废黜,遭受劓鼻之刑后被流放到赫尔松。在拜占廷人看来,割鼻惩罚被认为是受刑者再也不能担任公职的标志。[4](p.89)但是查士丁尼丝毫没有放弃希望,尤其是698年卡拉比西亚尼海上军区的舰队司令阿普西马尔(Apsimar)取代利奥提乌斯成为新皇帝(即提比略二世)后,他更是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加紧了在赫尔松地区的活动。据塞奥发尼斯记载,查士丁尼公开宣称要夺回皇位,这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赫尔松地方官的警觉,当地政府打算把他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就在关键时刻,查士丁尼逃脱了。[1](p.520)大约在700到704年之间,查士丁尼逃离赫尔松,前往克里米亚半岛西南方的丘陵地区多罗斯。当时多罗斯居住着克里米亚哥特人,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成为了可萨汗国的属民。查士丁尼通过哥特人,请求晋见可萨可汗。可汗以皇帝的礼仪接见了他,而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查士丁尼为自己的妻子取名塞奥多拉,这个名字正是伟大的前代君主查士丁尼一世的皇后的名字,这也反映出查士丁尼心中复辟的愿望。随后,可萨可汗把夫妻二人安排在刻赤海峡东海岸的伐纳戈里亚(Phanagoria)③居住。
可萨可汗之所以笼络查士丁尼,是想扶植他与拜占廷的皇帝提比略进行斗争,最终夺取皇位,从而在拜占廷建立一个亲可萨的傀儡政权,进一步控制和影响拜占廷的政局,为可萨汗国谋取利益。同时,可萨人也想利用查士丁尼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影响力来实现对这一地区的完全控制。当时可萨的势力虽然已经渗入克里米亚地区,但是却未能占领所有的重镇,势力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博斯普鲁斯。博斯普鲁斯早在西突厥统治时期就被突厥人占领了,[5](p.179)西突厥汗国解体后,可萨人接管了这个地方,在这里设置了行政机构并派驻了官员。但是赫尔松这个西南部重要的战略要地仍然掌握在拜占廷人的手中。《剑桥中古史》在谈到以赫尔松为主的克里米亚地区的战略意义时说:
赫尔松地区在拜占廷帝国的草原政策中充当前哨的作用。克里米亚地区的重要性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克里米亚为拜占廷提供了初级产品——南俄罗斯诸河流中的鱼,亚速海地区的盐,更北边的森林地区的皮毛和蜂蜜;同时把拜占廷生产的产品销往游牧民地区。政治上,臣服于拜占廷的赫尔松及其邻近地区是位于游牧民族世界边缘的无价的观察站和了望塔,南俄草原是拜占廷的外交政策急于想去影响和控制的地区。[6](p.475)
对于可萨来说,控制了赫尔松就掌握了拜占廷和北方民族贸易的重要孔道,从而能够为可萨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还可以加强可萨人对黑海草原民族的统治,对拜占廷构成军事上的威胁。
赫尔松大致相当于今天乌克兰克里木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这里“一直保存着古老的希腊传统以及地方自治的组织,较少受到罗马行政制度的影响。虽然它属于拜占廷帝国,但是却具有独特的,甚至是独立的地位。”[7](p.357)因此,拜占廷对赫尔松的控制并不十分有力,赫尔松与拜占廷之间是一种较为松散的隶属关系,这使得可萨势力有可能渗入赫尔松地区。从查士丁尼后来回到赫尔松召集旧部可以看出,他在这一地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可萨人正是想借助查士丁尼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来进一步控制赫尔松。
对于可萨人来说,直接控制赫尔松比帮助查士丁尼复辟更具有实际意义。即便可萨人愿意支持他复辟,要进攻君士坦丁堡也需要越过黑海,而身为游牧人的可萨人此时还没有强大的舰队,无法实现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占。因此,可萨人并不急于帮助查士丁尼复国,只是让他与妻子安心地居住在伐纳戈里亚,并派官员监视着他。
拜占廷皇帝提比略得知查士丁尼投靠了可萨人后,就向可萨人派遣使节,要求引渡查士丁尼。据塞奥发尼斯记载:
当阿普西马尔听说后,他写信给可汗,答应给他许多礼物,只要他交出查士丁尼,实在不行至少交出他的头颅。可汗答应了这个请求,借口保护查士丁尼免遭不幸,给查士丁尼派去了一名卫兵。他还下令给伐纳戈里亚的长官帕帕兹斯(Papatzys)和克里米亚的博斯普鲁斯司令巴尔奇兹斯(Balgitzis),让他们杀死查士丁尼。然而这些事情都被可汗的一个仆人告诉给了塞奥多拉,查士丁尼自然也就知道了。于是他邀请帕帕兹斯参加私人聚会,用绳子勒死了他,然后又杀死了巴尔奇兹斯。他立刻把塞奥多拉送回可萨人的土地,自己则悄悄地从伐纳戈里亚逃走,来到托密斯(Tomis)。他搭乘一艘渔船,经过阿萨斯(Assas)到达靠近赫尔松的辛伯仑(Symbolon)。他秘密地传话到赫尔松,巴拉斯巴克罗斯(Barasbakourios)和他的弟弟以及斯蒂芬、莫罗保罗斯(Moropaulos)和塞奥腓罗斯(Theophilos)都追随着他……查士丁尼派遣斯蒂芬去见保加尔人的国王特尔维尔(Terbelis),请求他帮助自己夺回王位,而且答应给他丰厚的礼物并把女儿嫁给他。在以尊贵的礼节接见他之后,保加尔国王宣誓忠于查士丁尼并与他同心协力,共谋大业。[1](pp.520-521)
这段史料简单地把可萨人对查士丁尼的出卖作为查士丁尼出逃保加尔王国的动因。似乎查士丁尼杀死可萨官员并逃离可萨汗国,是由于可萨试图出卖自己,才不得已为之。其实,即便可萨人不出卖查士丁尼,他也同样会离开可萨汗国的。可萨人虽然把公主嫁给他,但是却没有实际行动支持他复辟,只想利用他在赫尔松的影响力来完全控制克里米亚地区。而且他和妻子也处于当地官员的监视之下,无法进一步开展复辟活动。因此,查士丁尼逐渐意识到当初投靠可萨人的错误,对可萨人失去了信心,他已经决定要投靠新的势力——保加尔人。只有寻求黑海西岸的保加尔人的支持,才有可能迅速攻占君士坦丁堡,并最终复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查士丁尼不惜冒着与可萨人关系破裂的危险,杀死可萨的地方官员,回到赫尔松地区召集旧部,并历经艰险,逃亡到多瑙河地区的保加尔汗国,寻求保加尔汗王的支持。
保加尔人因为受到可萨人的进攻,于7世纪后期西迁到多瑙河河口地带,在多次与拜占廷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向南部扩张了势力,给拜占廷的西部边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还曾经威胁到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查士丁尼的到来正好可以给保加尔人进攻拜占廷的机会,于是汗王特尔维尔决定帮助这位废帝攻打拜占廷。705年,在特尔维尔亲自率军帮助下,查士丁尼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重新夺得了帝位。复辟后,查士丁尼恢复了一度终止的给予保加尔人的岁贡,赠送给保加尔人大量礼物,而且给予特尔维尔“恺撒”的称号,这是拜占廷史上“第一次将这个特殊的头衔授予外族君主”。[4](p.107)
查士丁尼离开赫尔松后,可萨人就在这里派驻了官员。据塞奥发尼斯记载,统治赫尔松的可萨官员称为Toudounos,他是可萨可汗在赫尔松的代表。[1](p.527)拜占廷史料中的这个Toudounos应该就是我国史书中记载的吐屯。《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统叶护可汗“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8](卷194《突厥传》)吐屯为监察之官,其职责主要是监视属国的国政,督促属国交纳贡赋。西突厥汗国时期,就在西域派遣了吐屯。可萨脱离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后沿用了西突厥汗国许多军政制度,于是也仿效西突厥汗国在被征服的各地设置吐屯。赫尔松的这位吐屯就是代表可萨可汗负责监督当地的官员。可萨人控制赫尔松后,就有效地控制了克里米亚地区重要的出海口,对拜占廷帝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查士丁尼复辟后,势必要解决这个问题。
查士丁尼在夺取政权后立即派遣一支庞大的舰队去迎接可萨汗国的妻子,结果舰队遭遇了巨大的风暴,几乎全军覆没。[1](p.523)他的这一举动明显是在向曾经背弃他的可萨人示威,而且也试图乘机收回赫尔松的控制权。对于拜占廷人的做法可萨可汗非常生气,他在写给查士丁尼的信中说道:“你真愚蠢,你难道不可以只派两三只船来接你的妻子,而非要让这么多的人丧生吗?你是不是想通过战争把她夺回去呢?看哪,你的儿子也出生了,让你的使者来把他们带回去吧。”[1](p.523)可萨可汗在信中语气十分强硬,这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可萨汗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在黑海草原的成功扩张以及在北高加索地区与阿拉伯人平分秋色使可萨人底气十足,因此,可萨可汗在与拜占廷皇帝对话时毫无顾忌。不过此时的可萨人并不想和拜占廷兵戈相见,更希望通过可萨公主改善与拜占廷的紧张关系。于是可萨可汗最终让查士丁尼派来的使者接走了妹妹塞奥多拉和查士丁尼的儿子提比略。回国后可萨公主被册封为皇后,其子则被加冕为查士丁尼的共治皇帝。
可萨与查士丁尼的紧张关系在可萨公主成为拜占廷皇后以后有所缓和,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查士丁尼对可萨人曾经试图出卖自己一直耿耿于怀,更重要的是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地位日益巩固,而且直接控制着战略要地赫尔松,这极大地损害了拜占廷的利益。而可萨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肯让步的,因此双方的斗争在所难免。710年,查士丁尼对赫尔松发动了进攻。查士丁尼之所以在复辟五年之后才对赫尔松发动远征,与可萨人发生正面冲突,可能是可萨公主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查士丁尼发动这次远征时,很有可能他的妻子已经去世。拜占廷史料中对塞奥多拉死于何时没有记载,但是据《晚期罗马帝国史》的作者布瑞推断,起义军攻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因为起义军攻入帝都时年仅6岁的儿子提比略没有和母亲在一起,而是和祖母两个人躲在教堂里。[7](p.365)而且很有可能在查士丁尼远征时塞奥多拉就已经去世了,此时的查士丁尼可以毫无顾忌地征讨克里米亚地区了。
710年,查士丁尼二世派遣一支10万人的舰队向赫尔松进发。据塞奥发尼斯记载,皇帝这次军事行动是“因为对赫尔松人、博斯普鲁斯人以及克里米亚其他地区的人怀恨在心”, [1](p.527)似乎查士丁尼对克里米亚地区发动进攻只是出于个人的报复。如果只是单纯地去报复当地的居民,查士丁尼根本没有必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查士丁尼此举其实是想借助武力从可萨人手中重新夺回赫尔松。当时可萨人似乎没有派驻大量军队在赫尔松地区,所以拜占廷人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赫尔松。除了一些孩子和重要的官员幸免于难之外,许多人都遭到了屠杀。可萨人派往赫尔松的吐屯与当地的贵族佐伊罗斯(Zoilos)④一起被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取而代之的是查士丁尼派来的新官员伊莱亚斯(Elias),拜占廷人暂时收回了赫尔松。10月,远征军接到迅速返回的命令,结果在海上遇到了巨大的风暴,许多船只被毁,73000人丧生。巨大的损失非但没有使查士丁尼停止进攻,反而使他变本加厉,他借口舰队放过了赫尔松城中的孩子,决定再派遣一支军队把赫尔松夷为平地。
当消息传到克里米亚的时候,当地居民爆发了反对皇帝的起义,他们写信给可萨可汗,请求派兵保护和支援他们。当地驻扎的拜占廷军队在地方官伊莱亚斯和军官巴尔达尼斯(Bardanes)的领导下也发动了兵变,宣布反对查士丁尼,支持城中的起义。[1](p.527)虽然塞奥发尼斯记载,是在起义爆发后,赫尔松的居民才给可萨可汗写信寻求支持,但是其实可萨人一开始就介入到赫尔松的起义中,而伊莱亚斯和巴尔达尼斯的兵变也正是在可萨人的支持下发动的。只有赢得可萨人军事上的支持,他们才能打败帝国强大的军队,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远征。从可萨派遣的吐屯被拜占廷俘虏之后开始,可萨与拜占廷的矛盾就已经公开化了。查士丁尼直接取缔了可萨人在赫尔松的统治,威胁到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利益,可萨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因此积极地在当地煽动起义,并找寻新的傀儡,以保障自己对克里米亚地区的控制。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查士丁尼派遣官员带领300名士兵护送吐屯和佐伊罗斯回赫尔松,并承诺恢复他们的地位。他还通过一名使者向可汗道歉,希望可汗把伊莱亚斯和巴尔达尼斯交给他。此时的可萨试图通过扶植亲己势力来影响拜占廷帝国的政局,支持新的弱势力量来与查士丁尼相抗衡,加强自己在赫尔松地区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利益。因此,可萨可汗对查士丁尼的道歉和请求毫不理睬,相反加紧对赫尔松局势的影响。在可萨人授意下,赫尔松城里的人杀死了查士丁尼的使者。由于吐屯在归国途中意外死亡,护送他的300名士兵被可萨人集体屠杀,成为吐屯的殉葬品。这样,可萨以公开的杀戮使者表示与查士丁尼的对抗,可萨可汗已经准备要和查士丁尼决一死战,彻底结束其统治了。可萨可汗积极扶植自己的傀儡巴尔达尼斯为新皇帝,于是,赫尔松居民以及克里米亚其他地区的人在可萨人的支持下,共同推举巴尔达尼斯为腓力皮克斯皇帝(Philippicus)。
查士丁尼试图拉拢可萨人的做法遭到失败,他只好派遣玛乌罗斯(Mauros)率领舰队前往赫尔松镇压起义。拜占廷军队到达赫尔松后,由于可萨人的援兵没有及时到来,赫尔松陷入拜占廷军队的包围中,两座塔被敌军摧毁。巴尔达尼斯抵挡不住攻势,迅速撤退到可萨人的领地,寻求可萨人的保护。当可萨大军前来解围时,玛乌罗斯发现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抵挡可萨军队,但是又害怕回去后会受到惩罚,因此他也背叛了查士丁尼,承认巴尔达尼斯为皇帝。但是可萨可汗害怕玛乌罗斯诈降,贸然放巴尔达尼斯回去会有危险,这样一来自己苦心扶植的傀儡无法顺利登上拜占廷的皇帝宝座,于是不肯把巴尔达尼斯交给他。后来,直到起义军交纳了赎金,并宣誓保证绝不背叛新皇帝时,可萨人才派军队护送巴尔达尼斯回到赫尔松。711年11月,巴尔达尼斯率领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首都百姓开城迎接,查士丁尼众叛亲离,最后被其近卫军军官杀害,年仅6岁的幼子提比略也惨遭不幸,拜占廷历史上的希拉克略王朝从此宣告结束。
历来研究可萨史的人都看到了可萨人在查士丁尼倒台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萨史专家邓禄普曾经这样评价可萨人的历史作用: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可萨可汗就算没有支配着整个局势,但是在克里米亚地区事务中却非常重要。抛弃了查士丁尼后可萨可汗注定要让后者倒台。巴尔达尼斯如果没有可萨的支持几乎难以生存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可汗有能力给拜占廷安排一位新的皇帝。[9](p.172)
邓禄普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可萨人对赫尔松起义军的支持,使得查士丁尼的舰队倒戈投奔起义军,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最终夺取了政权。
纵观查士丁尼二世时期可萨与拜占廷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可萨对查士丁尼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战略需要。可萨人出于控制赫尔松的考虑收留了查士丁尼,后来因为查士丁尼直接威胁到自己在赫尔松的利益,煽动并支持推翻查士丁尼的起义,积极扶植亲己势力登上皇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拜占廷国内的政局和王位的更迭。
① 可萨是我国史料中对Khazar的称呼。《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之“波斯”条云:“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中亦有对可萨的记载,其中的《波斯传》称“波斯,居达遏水西,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赢,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部”;《拂菻传》云:“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大食传》云:“大食之西有苫国者,亦自国。北距突厥可萨部,地数千里。”从地望和对音上看,可萨应该就是西方史料中的Khazar。西方学者中最早把中国史料中可萨一名考订为Khazar的是法国汉学家德金(De Guignes),之后吉本(Gibbon)著《罗马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时又引用了德金的说法,从此学术界都赞同此说,无人提出异议。参见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4-36.
② 在古老的保加尔人君主名录中称为伊斯佩里奇(Isperich)。
③ Phanagoria一名在君士坦丁七世《帝国的政治》(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作Tamatarkha,在可萨可汗约瑟夫给西班牙犹太人沙普鲁的希伯来文回信中作Samkarsh。此地即现在的他曼,位于刻赤海峡的东海岸。参见邓禄普《犹太可萨人历史》第172页注释7。
④ 美国学者凯文·布鲁克在《可萨—拜占廷的关系》(Kevin Alan Brook,“Khazar-Byzantine Relations”,The Turks, vol.1, eds. Hasan Cel?l Güzel, C. Cem Oguz, and Osman Karatay, Ankara, Turkey: Yeni Türkiye, 2002, pp. 510-511)一文中,误认为Zoilos是可萨吐屯的名字,其实这是赫尔松当地有声望的一位贵族的名字,参见《塞奥发尼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页527-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