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华钱基博 丁毅华《钱基博先生与华中师范大学珍藏文物》(转录)
1952年,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三年,时年63岁的钱基博先生做出重要决定,将他多年搜集与珍藏的文物捐赠给他供职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后改称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
这一年岁末,在武汉寒冷的冬季,钱先生写毕了约45000余字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他所署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钱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从不讲究享受,但他却酷爱读书和藏书,舍得花钱买书。他也注意收集文物,积日既久,也就有了丰富的藏品。新中国的成立,使这位老知识分子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景而欢欣鼓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他感受到国家的需要而急于贡献。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图书和文物捐献给国家。1950年春,他把全部藏书共五万余册捐献给华中大学。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韦卓民校长,韦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后,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52年,钱先生又把自己苦心搜集珍藏的文物捐献给华中师范学院。学校按照他的提议,设立了历史文物陈列室,其中的文物,大半是由钱先生捐献的。
我珍藏着一册钱基博先生亲自撰写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油印本,16开,19大页(双面),共计约45000余字,从头到尾工整刻写,蝇头小字,密密麻麻。虽不是钱基博先生亲笔,也足见那个年代的人们凡事认真一笔不苟的精神。
说明书所署的完稿日期是1952年12月,油印本未必是该年内刻印的,但从基本上以繁体字刻写、竖排等特点来判断,这一油印本应是在1953年或1954年刻印的,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也已经具有文物的价值了。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所出的《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中收有钱先生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的“总说明”部分(这份报告已写了35万多字,写至明清部分,但却因病而辍笔,没能完成),但没有选入钱先生撰写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钱基博学术论著选》中的《钱基博先生著作目录》中也列入了《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实为报告的“总说明”),同样没有列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
从说明书可知,钱先生向当时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捐赠文物共211件,分为10大类,其中包括玉器26件,青铜器80件,历代货币52件,古瓷25件,书法绘画28件等。这些文物中,许多是精品甚至绝藏,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于这些文物,钱先生一一予以解释说明,娓娓道来,十分详细,数据精确,一一分明。尤其是对于书画作品,介绍作者、创作本事、作品风格、相关知识,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文物故事,并予以精辟的评论,充分表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鉴赏眼光。
这册说明书是钱先生的学生、生前和我在同一教研室工作的彭祖年先生(1913—2002)送给我的。我非常珍惜,视为宝卷。其原因,不仅仅因为这是钱基博先生的遗文,更重要的是,它凝缩了以钱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珍视和发扬的。
二、一本袖珍文物教科书
现在已经难以考证钱先生的《赠品说明书》是用多少时间写成的,但钱先生是极其认真地做这件事情的。为了使人们充分了解他的藏品的意义和价值,他要尽力写好这份说明书。
在《说明书》中,先生的工作十分细致,详细记载了他收藏的每一件(组)文物的各项基本情况,考证其来历和流传,还记述了相关的典故和逸闻趣事。
对于文物的各项物质属性,例如外形、材质、是否有缺损等,《说明书》无不作了详尽的介绍,而有关的各项数据,非常精确。这当中涉及多学科的知识,有的甚至与史学相距甚远,要进行说明需要通家的本领,而很容易被看作是一位老学究的钱先生在学识上是如此开放和全面,令人赞叹。
兹举《说明书》中的几个例子:
如对一件带钩的说明:
带钩。带钩自春秋至战国以迄秦汉,形制极多;其钩多作各种鸟兽之透雕,姿态各具,无一相同。《淮南子·说林训》所称“庙堂之坐,视钩各异”,是也。其钩有铜有玉。此玉钩,琢一龙捩首成钩头,而鼓其满雕之腹。背一突起,以固于带之一端;而又一端,则拘以钩也;长9.2公分,白玉。
此处描述文物而勿忘与文献相印证,《淮南子》一语信手拈来,运用极妙。
再如对玉器的说明有云:
《说文》以玉为石之美者;玉之为器,不过石器时代之演变。……石以荦确象征初民之健斗;玉以温润象征人类之道德。《诗》不云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乃石之美者,由石演进而用玉,此自象征人类之意识,渐次演进,而欲以道德代斗争。
这里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化与社会意识的发展联系起来,是符合唯物史观的。
钱先生也注重收藏近代文物,如一册张之洞手札,他对之说明甚详:
清张之洞手札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人,晚自号抱冰,同治癸亥进士,以第三人及第,至光绪末,乃以文学士入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而前后为两湖总督,镇武昌者二十年,首开速成师范学校,以渐成立两湖完全师范、方言,及普通中小各学堂,选派学生,留学东西洋;其讲武,则武备,将弁各学堂,而练新军一镇,炮马辎重各营,无不具备;其他办大冶崇通煤铁矿,兴铁厂、枪炮厂及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制革各厂,创制百端,而经费无所出,则设官钱局,造币造银行钞票,铸银元、铜元以剂盈虚。
一争新政,无不倡自湖北,而以之洞开风气之先。至其兴学练兵,尤辛亥革命人材之所自出。此手札一册,凡十四通,得十五纸,乃其早年在武昌,尚未及办学校,而创办两湖、经心、江汉各学院以致监督梁鼎芬者,计其时均在戊戌变法前后,虽随笔草草,而真气溢于竹墨,亦湖北文献之所系也。其书法出苏东坡。
此段文字,由一通手札而论书法,而介绍作书之人,言简意赅,内容很丰富,其中包含湖北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尤重于对湖北近代教育史实的记载。文中对张之洞有客观的介绍和评价,足见钱先生非仅仅通古者,而于近代史亦卓有见识,故能做如此之述评。
的确,若从治学和学问的主流而言,钱先生长于历代文献、经史之学,博综群籍而尤专集部,而他对于考古学与文物的了解,并不如于文献所知之多之深,但他在长期的搜访寻觅和观赏研究过程中,也对文物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并且日积月累,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对文物认识的能力与水平。
《说明书》展现了钱先生学识之淹博,治学之专精。这就是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其学术魅力在于淹博,在于会通以至形成通识。”[1]
三、钱先生对文物的理解
钱先生因捐赠文物所写的《说明书》中有“卷头语”如下:
家无长物,不过旧物故纸以供标本研究,凡赠品二百一十一件,分十类,每类就所认识,而按时代以成系列,系以说明;一知半解,不足以言博物,更何足以表现中国历史之悠久;不过出其所藏,公诸同仁同学,聊竭区区以发动社会之文物教学而已!卑之无甚高论也!
文物教学之第一步,在认识。
据历史以认识文物,据文物以认识历史。
认识须能知类通达,而转认识以成知识;因一物之认识以推见同类;因此一类之认识以推见相互之他类;因所见而推所未见;观其会通,则有待于辩证。
文物教学,须视之为考古学之演进,而不限于考古学。考古学,不过就一古物而考其来历,明其制作。至于文物教学,尤当注意于物物之相互,而观其生灭错综以应用唯物史观辩证;乃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易·系辞·传》:“物相杂故曰文。
”“文”者,物之相互。曰“物”,可以认识尽;曰“文物”,则不能以认识尽,而必有待于辩证。苟不能应用文物辩证以阐明物之相互,不能知文物。所以《说明》颇注意于物之相互,且因所见而及所不及也。
德国米海里司教授,以1908年出版《美术考古学发见之一世纪》一书,注重历史之发展;吾人不能不从客观之分析入手,实事求是,缜密考证;然而吾人不可以忘全体;一编之中,三致意焉。
这一番话,集中表达了钱先生对文物、文物与教学的关系等的观点,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是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和体悟的。
钱基博先生一生极其珍爱自己所收藏的文物,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位文物爱好者,更不是为收藏而收藏,他把文物视为一种提高认识的特殊物质,把文物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结合起来,他还重视探讨文物与历史教学的关系,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据历史以认识文物,据文物以认识社会。”按照我们的理解,认识文物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水平,否则无法鉴赏文物,也无法真正了解文物的历史认识价值,一句话,不懂历史便无法懂得文物。因此,钱先生说:“独念历史遗物,非历史家结合历史,不能说明所以,以展开唯物史观辩证也。
”文物又是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认识文物,最根本的是认识产生这一文物的社会,也就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所以,归根结底,文物是历史的文物,历史是文物的母亲。
文物是中国文明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之轮廓。王国维先生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同样也可以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物”。钱先生有言:“而第其时代,则商以前,为伴以陶器文化之石器文化;起商、西周,历春秋、战国以迄秦汉,为伴以玉器文化之铜器文化;魏、晋、南北朝为造像文化;以后唐、宋、元、明、清,为绘画文化及瓷器文化之相伴。
”这样的划分,或不尽准确,后人依据考古学和历史学之研究进展,会有更准确更科学的认识,但这段话中的基本观点是对的,即作为物质形态的文物,是人类文明演进史的标志。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每一代都有代表性的文物,构成一部中国文明的进化史,中国文化的积累史。
学习与研究历史都需要通,这是许多历史学家所坚信和强调的。而认识文物同样要通。钱先生就把“知类通达”作为认识文物的基本原则。
通,通达,必须注意联系,善于联系,钱先生所使用的是特殊语汇,那就是“相互”,在他看来,“相互”也就是“辩证”,以辩证而阐明相互,因“相互”而显示辩证。没有联系,哪能通?又哪会通达?“因所见而推所未见”,就是通过联系而认识,通过认识而联系,由“观其会通”,而达于会通。
对于文物教学,钱先生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文物教学应当与考古学史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考古学之演进”。依靠单个的文物是无法认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的,只有通过在考古学史的出现的所有的文物,才能构建一部文物史,才能通过这部文物史为我们提供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的物质进化系列。
把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和培养灌输于文物教学之中,也是钱先生所非常重视的。钱先生珍爱祖国的文物,不仅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以物质形态凝缩着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祖国的浓厚感情,是他对于历史文物珍爱的根本原因。他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的《总说明》中就满怀自豪感地写道:
然而中国文化,不但积累之厚以深根不拔;抑尤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以远限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之地中海、大西洋一带,含英咀华而一炉共冶之以成其在我。杜少陵诗:“转益多师是我师。”择善而从,无所不师,然而无所不择,推陈出新之中,自有我在;沈浸浓郁,而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此中国文化之所以深而大,博而厚也。
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早就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终身不渝的挚爱,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而且是建立在这种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以文物辅助历史教育,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正是教育工作者的崇高职责。钱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下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和模范教师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