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婚姻 [俞振飞的五次婚姻]父亲苏振华的三次婚姻

父亲苏振华一生总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一帆风顺。

父母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父亲参加革命前家境贫寒,靠给地主做长工为生。我奶奶便将收养的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给父亲当媳妇。后来,娇妹子生下大哥后不幸难产身亡。

我的母亲孟玮是父亲的第二任夫人,和父亲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她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材生,1937年,17岁的她和其他爱国热血青年一样,追求进步,为了抗日,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1938年下半年,父亲在抗大一大队任大队长,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组织学员学习。

母亲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活泼好动,在众多抗大女学员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是个地道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而母亲是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

刚开始,母亲没有完全接受,但周围同志的积极撮合,加上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她渐渐服从了组织安排,接受了父亲,最终他们结婚了。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父母亲相互支撑,性格的摩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生活。

194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两年后,母亲怀上了我。怀孕时正是部队在战略撤退,在行军过程中,母亲早产了。母亲营养不足,没奶水,使得我营养不良,刚生下时据说只有老鼠那么大,快一岁时,连脑袋都直不起来,周围许多同志都认为活不了。

当时有人看我母亲抱着个“死孩子”,行军又辛苦,曾劝爸爸妈妈把我扔掉。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放弃我,用小米糊糊一口一口喂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倔强的母亲因为和父亲性格不合而离婚

1949年,全国解放了。父亲任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我们全家都到了贵州,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也把大哥从湖南老家接来上学,开始过起相对安定的生活。

母亲在战斗中头部曾受过伤,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胜。过上稳定生活后,父母间的性格差异开始显现,他们争吵逐渐增多。刚解放的贵阳市百废待兴,繁重的工作使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不免对父亲产生意见,认为对她感情疏远了。另一方面,要强的母亲觉得自己生孩子多,耽误了工作,埋怨父亲使她进步慢了。

1954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1957年后,母亲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时,我们共有7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父亲为了家庭和谐和子女的幸福,总是处处忍让,更加细微地呵护她。母亲在商业部计划处上班,单位在城西,而家在城东的礼士胡同,为了母亲安全,父亲就让司机到单位接她。

母亲不愿搞特殊,每每总是拒绝,倔犟地自己乘电车回家。为此,父亲常常抱着刚三岁的小弟弟,让四岁和五岁的弟妹拉着他的衣角,而我和大弟跟在身后,全家一起到车站接她,尽力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倔犟的母亲不以为动。1957年,母亲说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于是她提出要离婚,很快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并离家出走,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爸爸为了孩子,也考虑到社会影响,一直把妈妈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

我那时已经十三岁,问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给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欢,就坚决不穿。一个道理,我和你爸爸是组织包办的婚姻,我不喜欢的人,和不来!”对他们的关系,许多老首长、老阿姨非常关心,不少人常来做工作,希望他们和好。1958年,父亲最终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离婚后,母亲一直独居。组织多方了解,她并没有找到所谓男友。我们推测,所谓找到男友只是借口而已,父亲和我们只能常常在生活上给她一些关怀,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主动让我们看望她,给她应有的家庭温暖。

弟妹曾用名画《不相称的婚姻》讽刺父亲的婚姻

母亲离开后,父亲带着7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1959年国庆节晚上,全家人到天安门看烟火。我和大弟弟走在父亲身边,父亲怀抱着四弟,手牵着妹妹,另外两个弟弟拉着他的衣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毛主席考虑一下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1959年秋天,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了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介绍父亲和陆阿姨见面。陆阿姨当时只有25岁,她性格坚强,要求进步,是文工团里的优秀舞蹈演员。她对父亲有所了解,也有过接触,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于是,对组织的安排她表示服从,他们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往来接触。

然而,父亲和陆阿姨的婚姻受到多方的争议和阻力。首先,父亲47岁,陆阿姨25岁。陆阿姨的哥哥、妹妹对这桩亲事都持反对态度,不希望阿姨为一个有七个孩子的老男人牺牲自己的青春。社会上和军内的非议更多:说父亲喜新厌旧,说陆阿姨贪图权势和财产……

我们子女的反对态度就更明显了。我想,母亲虽与父亲离婚,但她健在,我无法接受一个新人到我家来;而且,她那么年轻漂亮,我不能忍受外界的指指点点。从此,只要见到她到我家,我就会站在楼梯口,不让她上楼。无礼举动的我,常常被父亲的孙秘书拉走,并苦口婆心地劝我要理解和爱护父亲。

1960年初春,父亲和陆阿姨的真爱结了果。那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同志为父亲和陆阿姨主持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婚礼上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变成了无奈。父亲和陆阿姨回到北京家里,迎接他们的是我们子女冷漠和鄙视的眼神。当秘书把装喜糖的盒子给我时,我生气地大叫道:“我才不吃你们的臭糖!”说着使劲把糖盒摔到地下,糖也撒落了一地。

弟弟妹妹还恶作剧:把一幅俄罗斯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挂在家里,画面是一个年老的俄罗斯伯爵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的婚礼,妹妹故意让父亲发表观感。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气得把妹妹拉走,大声责问:“你这是干什么?你爸爸没有责任!”

面对这难堪的局面,父亲和陆阿姨从没有指责和抱怨过我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时用他们的爱和家庭责任感融化着我们。

1960年前后,全国人民生活都很困难。我家虽是高干家庭,但那个时期,也过着清苦的日子。当时每月配给两斤大米,只给工作繁重的父亲,孩子们和大院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叶。每次吃饭时,父亲都把小小的一碗米饭,喂给只有几岁的小弟弟。家里孩子多,没有布料,弟弟们的床单,都是陆阿姨用一块块碎布拼接缝制的。

当时父亲的工资三百多元,虽然已是不少,但是家里孩子多,还有老家的亲戚需要接济,依然是捉襟见肘。

陆阿姨到我们这个家,不仅要面对我们的冷落,还要极其勤俭,用节省的钱照顾几个未成年孩子的生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她的埋怨和呵斥。相反,她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积极想办法支持。那时候我爱拉手风琴,爸爸为我买了琴,陆阿姨为我请来文工团专拉手风琴的李春廷叔叔做我的老师……

由于父亲是个孝子,他每次接奶奶来时,下班后常会给奶奶端茶倒水,有时还会跪下给奶奶试穿新鞋,他对老人的孝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我们心里还是有想法,但为了老人,为了爸爸,看看陆阿姨也很不错,就不再为此争吵,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1961年后,陆阿姨先后生了两个小弟弟陆一和陆二。陆阿姨对这两个小弟弟并没有特别的宠爱,穿的都是我们穿过的旧衣服,吃的、用的和我们都一样。我们几个大孩子也很喜欢这两个可爱的小弟弟。妹妹对他俩格外疼爱,成了小弟弟的“特护”,每天带他们玩,他们也“二姐、二姐”亲亲切切地叫个不停。外人看不出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文革”时一家人天各一方

爸爸和陆阿姨对我们平和的爱,我们对陆阿姨生的小弟弟的手足之情,使我们之间逐渐融洽起来,家庭也有了更多的欢乐。而使我们的心真正走到一起,是“文革”这场暴风骤雨。

1967年1月16日夜,造反派抄了我们家,半夜父亲就被绑架走了,陆阿姨也不知去向。那天早上还不到六时,我把5岁的弟弟陆一送到幼儿园,反复叮咛他千万不要乱走,一定要等幼儿园阿姨到来,看着孤零零坐在空荡荡房间的小弟弟,离开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我的同母弟妹也都被逐出海军大院,到北京农业大学母亲那里。不久,农业大学迁址陕北,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押解到陕北清泉沟大山里。大弟弟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唐山烧锅炉;妹妹和二弟发配到云南玛黄堡当了割胶工;三弟、四弟被海军安排到天津草砣子农场,一个做酱油,一个养马;父亲、陆阿姨和两个小弟弟音信全无。一家人天各一方。

1970年底,我复员到北京市第二医院,偶尔弟妹们回北京来见上一两面,而父亲、陆阿姨、两个小弟弟和我母亲始终音信全无。

后来我才知道,1969年晚秋,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分别关押了两年的父亲和陆阿姨、两个小弟弟第一次见面,他们被一起武装押上火车,送往湖南零陵的冷水滩劳改农场。分别近三年的陆阿姨一面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深深理解他对孩子们的挂念。她一解除关押,就打听到每个孩子的下落,告诉父亲并安慰他:“承业、承德他们几个孩子都好,你放心!”

父亲已经58岁,长年征战使得他到处是伤痛,而专案组还强迫他肩挑力所不及的大粪桶浇地,每逢此时,陆阿姨就抢过去,让父亲舀,她自己挑;父亲拉车,她就在后面帮着推……

陆阿姨把拉煤、买菜做饭等家务全包下,为了给父亲补养身体,她不顾专案组阻挠,养了鸡,用鸡蛋、鸡汤维持着一家人的健康。专案组逼她和父亲离婚,遭到她严辞拒绝;她还让父亲悄悄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真实情况,提出申诉,并想尽办法找人把信送上去。

毛泽东批示“此人可以解放了”

“9·13”事件后,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在北京闻听父亲可能会被解放,但只能深切地盼望和耐心地等待。

1972年2月2日清晨,我在医院刚下夜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我听到声音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怀疑自己在做梦——那是陆阿姨的声音。她说父亲和她、还有弟弟们都在清晨回到了北京,但仍被专案组看管,暂时安排在白堆子的友谊里海军干休所一所小房子里。

我听到后浑身都在颤抖,眼泪也下来了,说不出心里是喜还是酸,我慌忙地脱下白大褂,抓起饭盒跑到西单的包子铺,买了满满一盒热腾腾的包子,用毛围巾裹得严严的,赶往友谊里。

看到父亲时,他消瘦了许多,胡子拉碴的,穿着旧的海军灰军装,上面还有陈旧的暗红血迹,陆阿姨也是满脸沧桑,小弟弟的穿着就像农村孩子。我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是颤抖着让他们赶快吃包子。父亲泪流满面,我安慰着他,劝他先吃东西。

我看专案组的人紧盯着我们,又使眼色,让小弟弟故意在外面打闹,把专案组的人引出去,然后悄声告诉父亲:“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父亲无心吃东西,只是凝重地扶着桌子,一拳砸在桌面上,低声长叹着:“马克思在天有灵啊!”

几天后,父亲被送到北京阜外医院,床头挂的是参军前的小名——“苏七生”,专案组仍然隐瞒父亲将被解放的消息。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父亲于1971年12月13日写给他的信上批示:

此人可以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请汪(指汪东兴)印发各同志。

3月7日深夜,海军司令萧劲光到阜外医院,向父亲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17日父亲转院到301解放军总医院,对他的监护彻底解除。我们一家人才真正轻松地欢聚一起。我们几天几夜地谈着分别后的遭遇,劫后重生才真正尝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受父亲牵连的身边工作人员,也陆续回来相聚。

1979年2月7日,刚复出工作没几年的父亲,身体严重透支,心脏突然破裂,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留下一句话。那时陆阿姨才四十多岁,孩子们工作生活也刚刚稳定。

经过洗礼的一家人非常珍惜家庭。陆阿姨生病住院连孙子辈都会去看她,一次几个帅哥、靓女的孙子、外孙(女)围在老太太身边时,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2008年,陆阿姨被诊断患了肾癌。兄弟姐妹都想尽办法求医问药,买各种滋补品,使她能增强体质,配合治疗;她对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苏振华同志和孟玮同志没有享到的福,我都代他们享了。”“苏家的每个孩子都好!”

篇二 : 苏振华的三次婚姻

苏振华去世前,曾任军委海军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4年,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海军副政委,从此,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人民海军事业。

我还在部队服役时,就听说,也是社会上流传最广就是:他抛弃糟糠之妻,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漂亮小老婆,就是歌剧《红珊瑚》里的珊妹。这个传说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深信不疑,而事实又是怎样呢?最近我看了苏振华女儿写的关于《回忆父亲的老少婚姻》一文,给出了答案。

1972年,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苏振华重回海军,恢复了领导职务。然而蒙冤六年的苏振华并未准备为自己讨回清白,而是坚信清白是不用洗刷的。他的婚姻不仅惊动了毛主席,而且邓小平也在老干部中多次对苏振华与陆迪伦的患难真情连连夸奖。

苏振华一生总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一帆风顺。苏振华母亲收养了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打算给儿子当媳妇。1928年,苏振华参加了革命,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不能再待在家里。离家前,其母亲为能留下一条根,给他们圆房成了亲,那时候苏振华只有16岁。十个月后,娇妹子生下一个男孩,起名苏桂璋,但她自己不幸难产身亡。这是苏振华的第一次婚姻。

孟玮是苏振华的第二任夫人。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她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才生之一,1937年,她和其他爱国热血青年一样,追求进步,为了抗日,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那时,她刚满17岁就开始了追求理想的生涯。

她到达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学习革命理论。1938年下半年,苏振华在抗大一大队任大队长,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组织学员学习。孟玮在众多女学员中引起了苏振华的注意,她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活泼好动,苏振华对她很有好感。经周围同志的积极撮合,最终他们结婚了。

孟玮在战斗中头部曾受过伤,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胜。天天的相处,夫妻之间的性格差异开始显现出来,他们争吵逐渐增多。1957年后,孟玮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时,他们已有7个子女(其中前妻一个儿子),最小的只有三岁,苏振华为了家庭和谐和子女的幸福,总是处处忍让,更加细微地呵护她。

然而,倔犟的孟玮不以为动。1957年,孟玮借口说,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在等她,她提出了离婚并很快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开始离家出走,住在单位的宿舍里。

苏振华为了孩子,也考虑到社会影响,一直把孟玮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1958年,为了海军的发展,引进苏联先进的技术装备,苏振华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出使苏联。回国后,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出国期间,两个儿子生病,孟玮也没有回来照看过孩子。他意识到,他们的感情不和已累及到孩子们,他的心彻底凉了,在分居三年后,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离婚后苏振华带着6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苏振华拖儿带女的情景,当她与毛主席谈到此事时,毛主席考虑到工作和孩子,曾说过:“让他放肆找一个!”苏振华夫妻的婚姻危机,许多老同志都耳闻目睹,家庭的困境也引起了海军领导机关和老战友们的关心。

1959年秋天,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大连召开,海政文工团也在那里为部队演出。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了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向她介绍了苏振华的情况,并介绍苏振华和陆迪伦见面。

陆迪伦当时只有25岁,她性格坚强,要求进步,是文工团里的优秀舞蹈演员(不是歌剧《红珊瑚》珊妹的演员蒋晓军)。对苏振华有所了解,也有过接触,对苏振华的印象很好。于是,对组织的安排她表示服从,他们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往来接触。

好事多磨。他们的婚姻受到方方面面的争议和阻力。当时苏振华47岁,陆迪伦25岁,悬殊的年龄在我们这个传统思维的社会是无法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可想而知,外界的非议给他们压力会多么大。使老天安排的这段忘年恋,常人无法理解的真爱,还是在1960年春天结了果。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最大的花絮是贺龙同志主持的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苏振华和陆迪伦的结合得到了老帅和将军们的认可。

婚礼上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变成了无奈。他们夫妻回到北京家里,迎接他们的不是祝福,而是我们子女忧伤和冷漠的眼神。面对子女的不理解,他们从没有指责和抱怨过孩子,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时用他们的爱和家庭责任感融化着坚冰。1961年后,陆迪伦先后生了两个儿子,给这个家庭增加了欢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文革开始了,他们夫妇二人被下放到湖南零陵冷水滩海军农场进行劳改,他们又开始了新的磨难。苏振华已经58岁,长年征战使得他到处是伤痛,而专案组还强迫他肩挑力所不及的大粪桶浇地,每逢此时,陆迪伦就抢过去,让苏振华舀,她自己挑;苏振华拉车,陆迪伦就在后面帮着推……。

苏振华和陆迪伦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劳改生活称作“幸福时光”,因为再苦再累,他们能在一起,他们心中有“爱”。陆迪伦的坚贞不屈,对苏振华的爱,是苏振华能在六年残酷的折磨下幸存下来的精神支柱;路迪伦超乎常人的表现,扫除了世俗的偏见,使原来误解她的人们刮目相看;她向世人展示了世上的真爱,不是追求地位权势,不是贪图金钱富贵,而是对一个有着优秀品德和个人品格魅力的异性发自内心的挚爱,是为了真爱而能作出无悔的牺牲!

一个个故事让我们深深感动、震撼!他们的孩子也充满了敬意和感激。邓小平知道后,也在不少老同志中大加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