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坤的事件始末 1967年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始末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
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
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
‘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
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
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