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第原籍 [原创]闲聊上将周士第(中)

周士第出狱后不久,上海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寻机挑衅,悍然向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发起了进攻。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第19路军奋起抵抗,多次予进犯日军以重创。“临委会”积极声援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并组织市民、学生成立抗日义勇军,直接协助第19路军作战。

周士第被任命为抗日义勇军队长,率部执行警戒、侦察、运输、宣传、救护等任务,在闸北一带配合第19路军抗击日寇。日军在三易主将,不断增兵后,终于迫使第19路军和前来驰援的张治中第5军等部向后撤退。

这时,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中日两国政府开始举行谈判。后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国民党军暂留现驻地,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不久,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战的第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由于蒋介石于1932年3月重新复出,掌握了国民党军事大权,根据“临委会”的指示,周士第在上海组织了再次刺杀蒋介石的行动。但因内部出了问题,外部又无机会,使得刺杀行动无果而终。1933年夏,“临委会”派遣周士第去福建第19路军,以推动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参加抗日反蒋。

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曾经被动参加过南昌起义,与周士第认识,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但此时蔡廷锴与任福建省主席的蒋光鼐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心怀不满,已有心要举事反蒋,正在积极对外联络。

因而蔡廷锴有意要借助周士第在国共两方间的关系帮助举事,遂任命周士第到闽西善后委员会任特派员,抓一下巩固地方政权的工作,肃清闽西的蒋系势力和反动民团。周士第到闽西后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并协助第19路军将领张炎收编了福建军阀张贞部第49师,自己担任了改编后的第49师参谋处长。

张炎思想进步,曾发誓今后不再打内战。他与周士第积极游说蔡廷锴,推动促成了第19路军与中央苏区的接触联系。

中共中央派出了潘汉年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福建省政府和第19路军进行谈判。周士第受蔡廷锴之命担任接送和保卫任务,秘密护卫潘汉年一行往来于两方之间。经过多次接触谈判,第19路军与红军达成了反日反蒋的共同意向,并签订了停战协定。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打出了反蒋反内战的旗号。同时第19路军也扩编改称为人民革命第一方面军第19路军,周士第担任了张炎任军长的第4军第49师21团团长,负责镇守漳州。

这个张炎值得说一下。他是第19路军悍将,在参加1931年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时,曾指挥第61师驰援被困高兴圩的第19路军总指挥部,于战斗中重创林彪红4军,一度危及林彪的指挥部。为掩护军首长撤退,红4军第11师师长曾士峨亲率全师排以上军官向敌人发起反击,在激战中当场阵亡。

曾士峨就是电视剧《井冈山》中那个警卫毛泽东的特务连长曾大个,毛泽东很喜欢他,曾士峨牺牲后毛还为此批评了林彪。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张炎率部狠狠打击了日寇,因而有了“抗日英雄”之誉。

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已是国军中将的张炎变卖家产发动广东民众抗日,并与共产党组织合作,有力抗击了进犯广东的日伪军。抗战胜利前夕,张炎率部起义,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命令两广部队围攻张炎起义军,终将张炎逮捕,秘密杀害于广西玉林东岳岭。1989年时曾播出过一部10集电视剧《铁血风尘》,讲述的就是张炎将军的抗日往事,剧中的张炎由当时还年轻的“黑旋风”赵小锐饰演。片尾歌曲是韦唯演唱的,一首《讲不完的故事》,很是沧桑悠扬。

“福建事变”爆发后,应第19路军的要求,中共中央又派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张云逸作为红军军事联络员去福州接洽。张云逸和周士第是海南老乡,又曾同在第4军第25师任职。南昌起义时,幸得任第25师参谋长的张云逸掩护,周士第才没有被第25师师长李汉魂扣留,从而与聂荣臻等人拉出部队参加了起义。

这次张云逸去福州路过漳州时,周士第将他接到21团团部款待,叙谈了往事及第19路军和苏区的情况。张云逸透露,中央希望周士第能回归党的怀抱,最好还能拉出一支部队来。

周士第非常激动,心潮起伏。送走张云逸后,周士第写了一封信,详细回忆了自己脱党5年来的经历,作为向党组织的报告。周士第本想等张云逸回苏区时将这份报告捎带给中央,然而蒋介石很快抽调兵力向第19路军发起了进攻,结果周士第没能等到张云逸。

蒋介石的手段很是厉害,分化瓦解和大军压境双管齐下,仅仅一个月时间第19路军便分崩离析,福州、泉州、漳州相继陷落,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被迫逃往香港,“福建事变”彻底归于失败。周士第本想将自己掌握的21团拉到苏区去,然而第19路军余部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包围缴械,部队被解散,周士第等一批军官被安排送往广州,说是要原职任用。

蔡廷锴在逃去香港前曾答应要陈济棠收编第19路军余部,实际上是想为第19路军留点种子。

不料陈济棠却企图吞并第19路军,阴谋将该部骨干军官在送往广州的路上杀害。周士第识破了押送者的诡计,遂麻痹对方,提出骑马走,在途经苏区附近时单人独马一杆子就尥了。周士第一口气逃进苏区,在地方组织的护送下顺利到达了红都瑞金,此时已是1934年2月了。

当见到红军总司令朱德与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时,周士第那种激动和愧悔的心情是难以名状的。在离开党6年之后,他终于将写有自己脱党经历的那份报告呈交给了党组织。

朱德和周恩来也给了周士第一封尚未发出的信,信中说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如蔡不来,“士第也要来”。信的署名是贺昌和聂荣臻。其时贺昌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聂荣臻与周士第的关系前边已经介绍过了;贺昌在南昌起义之前工作于中共中央军事部,和聂荣臻、颜昌颐一同受周恩来委派,先期前往九江通知各部队中党的干部做好暴动准备,与周士第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这封信以贺、聂二人署名,显然在组织含义之外更拉近了一层距离,周士第对此当然清楚,对于党的召唤无比感动。

不久,周士第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训练部军事教员。长征开始前夕,为适应战略转移的新形势,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直属于军委,称之为“干部团”,全团共1480余人。

由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第13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下设4个步兵营和上级干部队(由红军大学营团级军政干部组成,简称“上干队”)。周士第被任命为上干队下属的军事指挥科科长,与政治科科长苏进、地方工作科科长冯达飞搭档。干部团级别高,装备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还装备了缴获的钢盔,行军时走到哪里都能被认出来。

1935年1月28日,准备寻机北渡长江的中央红军主力,与追击上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部大战于黔北的土城青杠坡地区。由于当面川军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而红军装备落后,弹药缺乏,导致迟迟难于将敌人解决。激战正酣时,又有一部川军赶到战场增援,战局急转直下。

川军突破了红五军团阵地,隔断了红三、红五军团间的联系,并步步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了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毛泽东不得不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加入战斗,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上到前沿阵地进行指挥。

陈赓带领干部团打得生龙活虎,终于将川军压了回去。当时毛泽东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到后,兴奋地说:“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由于当面敌人越打越多,形势陷于不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定经赤水城向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令全军撤出战斗,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甩掉敌人,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

在土城之战中,红军伤亡达3000多人,没能取得胜利。其中干部团伤亡100余人,仅连长就牺牲了3名,是个不小的损失。由于周士第所在的上干队干部级别较高,因而在土城没有被允许参加战斗。

在西征转战途中,周士第带领军事指挥科人员先后参加了保卫娄山关、奔袭安通镇、抢渡金沙江、警戒安顺场等战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北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共同北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学校。

干部团编为红军学校特科团,原团长陈赓被调走,由韦国清担任代理团长,宋任穷仍任政治委员。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力量,原干部团的多数人员都被调出,加强充实到各主力部队担任各级领导工作。

上干队仍保留,但人员已经不多。不久,上干队队长萧劲光调到红三军团当了参谋长,周士第被提升为上干队队长,与政治委员董必武搭档。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后,周士第随右路军行动,奉总政治部命令负责教育俘虏工作,使包座战斗中被俘的七、八百名国民党兵绝大多数都参加了红军。

9月发生了著名的“草地分裂”事件,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及直属机关单独北上,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则率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掉头南下。

在这次分裂事件中,周士第坚定地带领上干队跟着中央北上,没有再次掉队。在通过川甘边界的白龙江栈道时,周士第走在先头为部队探路。不料随行的骡子失足跌落,周士第低头察看,也不慎摔进了滚滚江水中。

同志们认为他必定牺牲了,都非常悲痛。谁知周士第小时候在海南家乡练出了一副好水性,硬是劈波斩浪游了几里路后爬上了岸,又追上了部队。大家既惊且喜,对他是不住夸赞。

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后,毛泽东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中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保存完整的红色苏区,中共中央遂决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随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一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上,通过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

这时,周士第已通过了组织审查,有了结论:一、重新入党;二、党龄从1924年算起;三、通过党的审查,在脱离党的期间,没干过一件危害党的事情。于是,由上干队政委董必武和原军委干部团3营政委罗贵波介绍,周士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奉蒋介石命令,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指挥东北军5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战术向陕北苏区长驱进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南下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随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共1.

2万余人。为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领导,新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周士第、王首道、陈奇涵、宋时轮等一批中高级干部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周士第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直罗镇设伏,决心歼灭西路之敌先头2个师。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一举消灭了东北军第109师和第106师1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5300余人,击毙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另有一说是自杀),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直罗镇战役中,周士第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战斗,并亲自率部队猛攻据守之敌,虽头部中弹负伤亦不下火线,终于歼灭了牛元峰的指挥部及第109师残部,为战役圆满收官。

直罗镇战役后,根据上级指示,周士第利用在“临委会”陕西省委工作时的关系,给第17路军首脑杨虎城写信,促其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

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奉命由河口地区渡过黄河,周士第被任命为河口渡河司令员,周密组织了渡河准备工作。红十五军团第75师担任军团先头过河,周士第在叶挺独立团时的老战友毕士梯时任红75师参谋长,他带领尖刀营强渡黄河,一举攻占滩头阵地,保障了全军团安全渡河。

然而毕士梯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因缺乏有效药物,生命垂危。周士第在指挥部队过河后专程去看望了毕士梯,竭力安慰了老战友。周士第走后不久,毕士梯就光荣牺牲了。至此,当年叶挺独立团组建时的主要共产党员干部,除周士第和叶挺、袁也烈外,已全部捐躯牺牲。

红军过河后在山西境内纵横驰骋,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约 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红8000余人,筹到了大笔款项,收获很大。由于山西军阀阎锡山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增援,敌强我弱,红军无法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彭德怀遂指挥红军回师西渡。

徐海东和周士第率红73师在河东罗正堡抗击追敌,掩护红十五军团主力从铁罗关西渡黄河。当时周士第率1个团留在河东岸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已做好了万一过不了河就留在山西打游击的打算。

好在吉人天相,周士第及殿后部队还是涉险西渡,安全返回了陕北苏区。在此次东征中,红军伤亡也不小。特别是牺牲了红28军军长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第75师参谋长毕士悌、红一军团第2师参谋长钟学高、红30军参谋长杨森、红十五军团第75师225团团长徐行德、红一军团第2师5团政委林龙发、红28军3团团长杨琪、陕北红军独立第3团团长温志恭等一批优秀将领,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刘志丹、杨森、杨琪这三位现存的陕北红军创业时期最重要的将领竟于一役中凋零,留给历史的是无尽的遗憾。

回到陕北后,周士第进入了创办不久设在保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任第二队队长兼军事教员。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他被派到红二方面军任参谋长,成为了贺龙、关向应的助手。周士第在南昌起义期间虽与贺龙短暂相识,却并无更多的历史渊源。然而贺龙不愧是魅力超人的“龙头大哥”,与周士第再见胜故,二人亲密合作,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在周士第晚年修改完成的纪传体回忆录中,只有一篇是关于人物的,即《回忆贺龙同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按照国共谈判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中由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组成八路军第120师,贺龙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10月改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全师共1.

4万人。由于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成的八路军第115师出发时没有留下兵力来保卫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当时也不好强令林彪留人。贺龙则顾全大局,一举就留下了全师五分之二的兵力来保卫党中央。9月3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率第120师358旅、359旅717团和教导团等共8227人,经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根据前先召开的洛川会议精神,贺龙的第120师准备去晋东北,与林彪的第115师依托恒山山脉与日军展开作战。然而进入9月后战局大变,日军分东西两路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路大举南下西犯,企图以大迂回动作一口吃掉华北五省。

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晋北连战不利,日军有突破雁门关、平型关进犯太原之势。这样恒山山脉就成了东西两路日军形成战略合围的地域,八路军主力如集中过去,既无实力和日军打大仗,回旋余地又很狭小,将陷于被动境地。

毛泽东机断决行,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决定第120师不去晋东北,而转向晋西北管涔山地区,并向大同、绥远游击;第115师转入恒山山脉南段,尔后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山脉中;第129师正向黄河边集结,出征后在适当时候进入晋西吕梁山脉,独立自主,放手发展。

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贺龙、关向应、周士第除留王震带359旅717团归八路军总部调遣外,即率第120师主力开赴晋西北,迅速着手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抗日武装。为配合第二战区进行的忻口会战,358旅716团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指挥下,于雁门关地区两次伏击了由大同南下支援忻口前线的日军运输队,先后歼敌5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

同时贺龙、关向应、周士第指挥张宗逊的358旅715团和已归建的王震359旅717团,沿雁门关至忻口、代县至忻口公路沿线连续出击,先后歼灭日军400余人,毁敌汽车30余辆,一度切断了这两条运输线。

在此期间,周士第曾亲率骑兵连袭击宁武县城,杀伤日军一部,有力牵制了敌人。

加上林彪、聂荣臻指挥第115师也重创了从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运输线,结果忻口前线的日军一时发生了给养危机,战斗力受到了很大影响。据说进攻忻口的日军板垣第5师团和关东军部队平时待遇很好,由于后方的饼干、牛肉罐头、军粮精等食品因交通线被断一时运不上来,只好就地寻食小米、黑豆和南瓜,不少人吃得泪流满面,后来连野猫也抓来吃了。

贺龙擅长招兵买马,在晋西北放手发动群众,抗日武装不断扩大,全师4个月扩军3倍多,达到2.5万余人。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作战和组建武装,付出了很大心血。1938年初,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徐州方向。这时在武汉的蒋介石下令,要求第二战区发动反攻,相机收复太原。

第120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执行向同蒲路北段破击的任务,配合友军反攻太原。贺龙、关向应、萧克、周士第指挥部队连续主动出击,在10多天时间内破坏桥梁8坐,拆毁铁路10余公里,攻克平社、麻会、石岭关等7处据点,歼敌500余人,瘫痪了同蒲路北段的交通。

不久,大同和太原方向的日伪军兵分五路向晋西北根据地进犯。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萧克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并围点打援,连续反攻,经20多天作战歼敌1500余人,收复苛岚、五寨、保德、河曲、宁武等7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五路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根据地。

第120师也在战斗中伤亡1563人,有6名营以上干部英勇捐躯。

不过很多新组建部队得到了相当大的锻炼,全师已扩大到3万之众。对于这次重大胜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来了嘉奖电,称“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而一直在旁边观战的阎锡山也给第120师发了嘉奖电,并大方地奖励了银元5000。

日军攻占徐州后,又将武汉作为了下一个目标,一度放松了对华北的控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120师趁机分兵向东向北发展,经略平西、恒山、大青山诸地区,连续作战,歼敌数千,进一步将晋西北根据地扩大为晋绥根据地。

1938年9月,贺龙、关向应、萧克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周士第留在晋西北看家。在六中全会期间,中央军委决定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帮助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贺龙等人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后,遵照中央的指示,萧克带领一部分干部去晋察冀组织冀热察挺进军,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率第120师主力东进冀中。

在出发前的准备阶段,周士第按照贺龙带回来的中央指示,根据抗战17个月以来的对敌游击战争经验,撰写了《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一文,组织干部进行认真学习。1939年2月15日,周士第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1938年12月下旬,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率领第120师6300余人冒着纷飞的大雪挺进冀中。1939年1月,第120师部队到达冀中,与吕正操指挥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会合。随后共同组成了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书记,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孙志远、王平、黄敬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冀中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

到冀中后,贺龙出手不凡,与关向应、周士第指挥第120师先后取得了曹家庄、大曹村、邢家庄、黑马张庄战斗的胜利,四战四捷,歼灭日军700余人,打出了老部队的威风,震摄了敌人,令冀中军民受到很大鼓舞。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在战斗详报中就如此记载道:“……2月上旬,我第1、2大队在河间西方与八路军交手时,从对手的素质、战术中虽已察觉到精锐的新部队侵入冀中,但尚不知其为贺龙的部队……。

”日军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打击马上就要到来了。

1939年4月23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指挥第120师集中了2个旅7个团的兵力,在河间县东北的齐会村地区包围了前来“扫荡”的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大队800余人及伪军数十人。围歼战斗非常激烈,残忍的日军甚至施放了毒气弹,导致贺龙及第120师机关20余人中毒。

贺龙强忍头晕目眩和呼吸困难,要过蘸了水的口罩戴上,继续指挥战斗。著名的白求恩太夫,就在离主战场不到3公里的一座小庙里紧张抢救伤员。日军的炸弹落在小庙后院,炸塌了庙墙,然而白求恩岿然不动,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直到为115名伤员施行手术后才转移。

经过3昼夜浴血奋战,终于将这股敌人绝大部分歼灭。日军大队长吉田及残部80余人是借着第三日黄昏一股骤起的大风才侥幸逃脱的,回去不久该大队就经补充后被调出了河间。

战后,贺龙、关向应在给八路军总部的报告中写道:“是役,经3昼夜连续作战,敌伤亡700余,死尸除焚烧者外,我得遗尸100余具,生俘日军7名,缴获掷弹筒3具,山炮架1个,炮弹40余箱,防毒面具70余具,毒瓦斯10余筒,望远镜2架,子弹万余发。

”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庆祝齐会战斗的重大胜利,称贺龙“乃是抗日最前线的先进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也向八路军总部发来慰勉电,称“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并拨发给贺龙3000元法币医药费,“以资疗养,特电慰问,并祝健康。”

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率第120师纵横冀中8个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扫荡”,进行大小战斗116次,歼灭日伪军4950余人,自身由初到冀中时的6300余人扩大到2.3万多人,有力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非常可惜的是,1939年9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贺龙派王震359旅先行回师陕北,并留下师属5个支队协助吕正操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尔后自己和关向应、周士第率第120师主力开赴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北岳区,准备应付国民党军队可能对陕甘宁边区发起的突然进攻。

冀中是块沃野千里的米粮川,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兵员,被称为是“华北的乌克兰”。第120师主力如果能继续留在这里,不但自身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日后应付日军发起的“五一大扫荡”时形势也必然会不一样。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第120师被用作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略机动部队,就注定了其将被局限在晋绥的狭小贫瘠一隅,成为了八路军3个主力师中歼敌最少和发展最小的部队。

第120师刚刚到达北岳区,日军中有“反游击战专家”之誉的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就指挥日伪军1500余人,向晋察冀边区重镇陈庄进犯。陈庄以西不远便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因而这里成了日军每次扫荡的首要目标。

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决心诱敌深入,经过几轮斗智斗勇后,终于在陈庄将这股日伪军的主力包围,经过3昼夜激战全歼顽敌,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击毙日军独立步兵第31大队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大佐等军官,水原义重少将在率部来援时也被打成重伤。

陈庄一战是第120师一次歼敌最多的经典战斗,在当时影响很大,蒋介石、程潜、卫立煌等人都给贺龙发来了贺电。战后,周士第撰写了《论陈庄战斗》一文,细致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水原部被歼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又指挥所部向北岳区进犯,协同保定方向向唐县地区进攻的日军第110师团,史称对晋察冀边区的1939年“冬季大扫荡”。聂荣臻与贺龙、关向应同意了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提出的作战方案,决定先打冒进在前的阿部规秀部。

贺龙又将第120师一部加强给杨成武,配合进行反“扫荡”作战。结果杨成武部接连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伏击战的胜利,先后歼敌1500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取得了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的辉煌胜利。

周士第协助贺龙、聂荣臻指挥这次反“扫荡”作战,并亲自率部出击追歼逃敌,胜利收复阜平县城,粉碎了日军的“冬季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