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舫忆严凤英 忆严凤英、王少舫二三事

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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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50年5月,我到安庆地区中心文化馆工作.剧团.剧场的管理(此时剧团剧场是合一的),戏曲的改革,是这个馆的重点工作之一.当时安庆有两个由前台班主私营的黄梅戏剧团,一个叫民众剧团,先在现孝肃路市教委所在地的某会馆营业,后迁至现吴越街人民商场所在地的剧场演出,主要演员有丁老六(丁永泉).丁紫臣.丁翠霞.潘泽海.王少舫.王少梅等,阵容较为齐整.严凤英同志,并经当时南京军管会分管文教的陈其五(当时名刘毓).赖少其两同志批准与具体支持,还由詹伯华借款资助,严得以于1950年底或1951年初成行来安庆.严

1950年5月,我到安庆地区中心文化馆工作.剧团、剧场的管理(此时剧团剧场是合一的),戏曲的改革,是这个馆的重点工作之一。当时安庆有两个由前台班主私营的黄梅戏剧团,一个叫民众剧团,先在现孝肃路市教委所在地的某会馆营业,后迁至现吴越街人民商场所在地的剧场演出,主要演员有丁老六(丁永泉)、丁紫臣、丁翠霞、潘泽海、王少舫、王少梅等,阵容较为齐整。

严凤英同志,并经当时南京军管会分管文教的陈其五(当时名刘毓)、赖少其两同志批准与具体支持,还由詹伯华借款资助,严得以于1950年底或1951年初成行来安庆。严来后首先在群乐剧场演出,剧目有传统戏《送香茶》等。

不久即迁至大观剧场演出。这是我亲见亲知她来安庆的经过情况。严凤英同志在解放前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十分坎坷的,身心都备受兵痞、流氓的凌辱,受世俗偏见的歧视。由于她心灵上较长时间的受压抑,被腐蚀,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旧社会的烙痕,比如生活上的放纵、沉沦,这是无须为贤者讳也不应对之苛求的。

好在她到安庆之后,即先后得到各级党政领导赵瑾山、李子恒、杨杏珍、孙德乾、刘芳松、班友书等同志的关怀爱护,都殷殷予以鼓励和帮助。可贵的是,她自己在直接接受党的教育的同时,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努力振奋向上,洗涤旧社会给予的不幸、污染。从下述的几件事中可以窥见一斑。

黄梅戏在旧社会时为求得生存,在戏文中、表演上都免不了有一些“抓哏”、“放水”和满足某些观众感官刺激的动作。严凤英初来安庆上演的剧目,也或多或少地有类似情况。但一经文化馆派去剧团的戏改干部的帮助,她总是乐于合作,去糟粕而留精华,更能运用自己的实际经验,在声腔、表演上都有所创新.

一些当年的老观众,是可以从她先后演唱过的《打猪草》、《送香茶》、《游春》、《小辞店》等等剧目中,看出她表演艺术前后不同的改进之处的。

1950年底1951年初,王少舫所在的民众剧团,在一些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先后演出了现代戏《打灶王》、《新事新办》、《血海深仇》等大小剧目,开黄梅戏演出现代戏之先河。严凤英到大观剧场后,也积极要求上演现代戏。终于由文化馆戏改干部帮助,刘本初导演,她本人主演的《江汉渔歌》、《木兰从军》等新剧目也先后上演,说明她是具有不甘人后的进取心的。

自严凤英等同志迁到西门外大观剧场后,原群乐剧场由文化馆改为文化剧场,除不定期由当时的“原野剧团”演出话剧外,每周末演出一台晚会。为满足市中心区观众对严演出的欣赏,曾多次邀请她和王少舫同志同台演出由新文艺工作者整理过的黄梅戏传统折子戏.这项演出是义务戏,而且又是周末剧场正卖座之时。但严凤英、王少肪两同志,从未推辞过,每次都是赶在本身演出之后,匆匆赶来文化剧场演出压轴的剧目,回宿舍时多已在午夜时分。

由于过惯了夜生活,严凤英同志初到安庆之际,对清晨早起不大习惯。1951年夏天,市文化馆办了一期艺人讲习会,她就曾经多次迟到。她自已也深深引为歉疚.到1951年秋冬时,据驻大观剧团的戏改干部说,她已基本上克服了这一缺点,不但能起早,而且向市京剧团的同志们和市里一些京剧票友学习了不少身段、技法,经常和她自己所在团的陈丙炎同志等在一起练功、喊嗓。

这种生活习惯上的改变,看似小事,但没有一定的毅力,是难以办到和坚持下去的。

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在安庆新华书店首次公开发行,数量不多,一般干部还不能够人手一册。严凤英同志却设法购得一本,默默地进行自我学习,直到讲习会期间才被人知道。这在当时各剧团众多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是她那受过创伤的心灵已经复苏,渴望得到新思想滋润而表露出来的行动。

也正是这种基因的发生、发展,促使她去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后,能接受多位高层领导同志的教诲,终于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日趋成熟。至于王少舫同志,除了前面已讲过他率先演出现代戏剧目以及和严风英同志合作在文化剧场演出之外,另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50年秋天之前,黄梅戏艺人大半是临时凑合成班,没有固定剧团,也没有固定演出场所,受聘于某剧场即一切听命于剧场的所谓前台老板。这种前台老板,是由大大小小一些股东私人组成的一个集团,不仅垄断着上演的剧目,更垄断着票房收入,控制着演员的所得。

1950年秋,经过文化主管部门领导改制,将安庆两个黄梅戏班子改为共和班子(类似现在的集体所有制),即是演员参加剧团(场)的管理,所谓的前台老板都改作各司所事的职员,与演员一样技工作主、次、繁、简,经公议评定拿报酬(当时叫拿厘头帐),取消了老板们的不劳而获的剥削。

但在推选新的剧团(场)的领导人时,许多艺人还一时心存各种疑惧,不愿出头问事。王少舫同志也觉得自己出身于京剧行当,怕不能胜任;经我和当时在安庆文联负责工作的刘芳松同志多次动员,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以及黄梅戏可能有的大好前景。

王少舫同志终于打消另走他乡仍唱京剧的念头,毅然挑起民众剧团(场)负责人的担子。当时不称团长,在我记忆中似是称主任委员(简称主委)。

他在此后,即一心一意地首先搞好内部的团结,并将自己所具有的声腔、身段、表演技法,一一融和于黄梅戏中,使之日益充实,使民众剧团(场)的演出质量蒸蒸日上,台风也日趋严谨。较之其他剧团,确是超出一筹,这在当时安庆文艺界当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黄梅戏从此走向正规,少舫同志有一定的功劳,这是言不过实的。

解放前,黄梅戏艺人中,不少是由家族、亲友、师徒等关系无形中形成各个门户。黄梅戏也端的有赖这种关系保存、流传下来。但在一定的时候,它确又妨碍黄梅戏的改革、发展。这种现象在王的身上,却没有发现过,起码在我和他有经常接触的一年多时间中从未听说过。

当时和少舫一起在安庆的,还有他的爱人雪寒梅、妹妹王少梅,也都是演员。以少舫当时在剧团的威信和地位,完全可以安排她们多唱一些戏。可在我的印象中,除少梅演过少数配角戏外,雪寒梅就几乎没有登过台。

相反,对剧团的青少年演员,不管是谁家的子女,他都一视同仁,悉心教授技艺,予以扶植。民众剧团以后的人材辈出,是和他的无私行为分不开的。同时对在另一个剧团、又处于竞争地位的严凤英同志,除了真诚地合作演出整理过的剧目外,也不时为她说戏,在表演艺术上予以点拨。这都是我亲眼看见过的。少舫同志的这种戏德,在今天的戏曲团体中,也还是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