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的子女 狱中绝笔书播撒革命种子——百岁老太杨爱兰追忆父亲杨殷
杨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后人却鲜有人提起。日前,记者在广州专访了杨殷的女儿杨爱兰,这位百岁老人把对父亲的记忆娓娓道来。 ■忆儿时:杨家可称当地望族 在广州白云区棠景街一处不起眼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一生平凡坎坷却安然若素的杨爱兰老人。
昏黄的灯光、旧得略显潮湿的楼道,站几个人就显得拥挤的客厅,都在诉说着老人如今简朴的生活,仅有门口上悬挂着闪闪发亮的"光荣之家",提醒着路过的客人,这里住着一位不平凡的人。
为何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记者心中的疑惑还没来得及问,年满百岁的杨爱兰老人就看穿了记者心思,道出了个中原由:"父亲都献出了全部财产,我也不要组织的财产。
"广州市相关部门曾多次提出为老人改善住所的建议,都被她婉言拒绝。老人现在只愿意居住在自己亲手在香港打工赚钱买的房子里。
在老人记忆中,杨家和孙中山故居相距不足100米,过去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曾祖父杨启文是翠亨富商,早年在美国、港澳地区经商,发达后荣归故里,在村中置办田产、修桥筑路,使得贫困的翠亨村兴旺起来;祖父杨翰川是长子,自幼饱读经书,后考取了秀才,被朝廷敕授修职佐郎,连孙中山先生也曾向其拜师学习。
父亲杨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在县中读书时,父亲就常到姑姑庵堂吃斋,听了许多关于洪秀全等人的革命故事,使他从小接受反清教育。杨爱兰后来还知道,家中一些长辈对父亲的影响也很大。叔父杨鹤龄与孙中山先生是挚友,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杨鹤龄和孙中山青少年时毁神像、拆庙宇、闹革命的事迹,对父亲起了模范指导的作用。父亲于1914年在上海行刺袁世凯的爪牙淞沪区警备司令郑汝成便是一个实例。 正是这样的望族背景,使杨殷先后多次捐款资助和领导工人运动,当中包括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
"父亲的口才也很好,虽然说话有浓厚乡音,但讲话大众化,通俗易懂,有很高的艺术性。
"老人如今还记得,父亲杨殷对高层人物和低层人物都不同,有人说他有政治宣传的魅力。这样的人格魅力,也为杨殷领导众多工人运动打下基础。
■最难忘:父亲的"托孤革命" 母亲去世后,杨爱兰留在父亲身边,与二弟杨民皓在宿校读书,星期天回家或到二叔处,有时由大叔公陈李济药厂少东陈少泉接去过假日,三妹由杨鹤龄抚养。
"这些年,要见父亲都很艰难。" 当时,杨殷已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安排了堂兄杨伯鸣当提犯委员。杨伯鸣是杨鹤龄叔公的亲侄儿,常为父亲提供市公安局方面的情报。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与港英政府勾结,把大批政治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引渡回广州杀害。 所谓引渡,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工贼、叛徒在香港随踪我党人士,勾结港英警察,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拘捕,然后审讯,判递解出境,出境就是将"犯人"押上到广州或上海各地的船上,船到目的地,由提犯委员、工贼会同反动军警在码头口把政治犯逮捕,押回市公安局判处死刑。
若港英政府认为是重犯,便直接在狱中移交给提犯委员。 杨伯鸣是提犯委员之一,只要他获得提犯的消息,他便立即向杨殷报告情况,如果杨殷在香港,他就乘早船于下午抵达香港,从半途截走。
1928年暑期,形势更加恶劣,成年人活动十分困难,杨爱兰也当上了交通员。
"当时我还经常背着书包,经人带着往返港澳两地,后来才知道是为送情报。"杨爱兰说,自己到了香港之后,总有长辈诈着要检查她的功课,让她把书包拿到房间里面,拿给大人们看。"当时我还有点生气,我成绩好不好和这些大人有什么关系呢?要查看我的作业本。
"杨爱兰说,直至长大后,才有人告诉她,书包里面书本上全是密报,只是当时形势很恶劣,只有通过她手挽藤制书包,来往于港澳之间送情报。"从未引起过敌人的怀疑,每次都按照父亲的安排完成任务。
"说到这里,老人还自豪地笑。 尽管那段时间可以接触到不少革命人士,但要见父亲一面却很难。广州起义前夕,父亲很想见我和弟弟,陈少泉洞察到他的心事,便嘱药厂工人把我和二弟从宿学校接回陈家。
但父亲因为准备起义,工作十分繁忙,又怕被我们姐弟俩缠住不放,便想了一个办法,在陈少泉的小阁楼上通过小花窗,从镜子的反影来看着我们吃饭。第二天,陈少泉的妻子问我们,有没有见到父亲,我说,几个月没有见他了,说着,眼睛都红了。
引得她们哈哈大笑,指着阁楼说:"昨天下午,你爹不是看着你吃饭吗?"我急忙走上阁楼去,但是,阁楼还哪有父亲的踪影呢? ■数月后才知父亲就义消息 由于杨殷参加过辛亥革命,人面广,不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和右派,三合会中的绿林好汉、联义社,致公堂等等组织中人,他都认识。
中共建立初期,组织遇到的麻烦事,都经他及时解决。 杨爱兰回忆,在1924年,父亲便负责党的情报工作了。她那时还常常随父亲去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党部,有一个欧阳峰伯伯,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从西关担到城里头(即今中山五六路一带),搜集情报。
伯父杨琛如,住在榨粉街,是同盟会元老,没有人敢动他分毫。
他家中放着许多父亲化装用的衣服、帽子、胡须等物,真是应有尽有。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由继母掩护,陪同到杨琛如家,住了几天,待风声没那么紧才化装由继母陪伴去香港。 就杨爱兰所知,父亲的交通联络站有下列多处:麦栏街、海味街4号、榨粉街、曾伟家、高第街和文德北路荣庐。
麦栏街联络站聚集的人比较多,邓中夏、王平民、陈志远与李少棠在这里活动。
杨殷化名"李荣"租来房子。这里陈设简单,只有几把藤椅和两张桌子。 ■父亲革命精神伴女前行 被捕之后,父亲仍不忘革命,在狱中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士兵和狱卒做大量的宣传工作,最终感动了他们,为父亲传出了给我的绝笔书。
他们后来还为父亲、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建了一个合葬的墓。墓上树了块碑石,上写"龚四君之墓"。
但是父亲牺牲的消息,她一直不知道,只是感觉很久都没有收到父亲的信,想念的时候,就拿出他最后寄来的信看,反复地看,信的内容是勉励我努力学习的,他说:"学习得来的学问,是自己的东西,家财是身外物,只有文化科学知识,是自己永远拥有的,你要记住。
金钱是身外物。"直至陈凤源兄弟通过广州泰安栈送消息。过了几个月,二叔、二婶、姑丈才慢慢向我透风,使我有思想准备,然后才告诉我。
2007年已94岁的杨爱兰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三女儿崔燕薇分两步走,先加入农工民主党,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杨爱兰说,父亲形象已经铭刻在她的心中,她不仅要以此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还要向社会广泛宣传父亲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