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平推荐于建嵘文章: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一)

主持人: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

大家欢迎!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简单。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于建嵘: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实际上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认为中国在2009年和2009年以后会发生动荡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国国外的主流媒体。

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

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

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中央的有关领导人也曾经认为2009年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

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我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

(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

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号,我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图片。

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

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中我心中充满了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

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2004年9月2号,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以来***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你们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

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

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

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

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的***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这个***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这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我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

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

(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的第一个工人支部。

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

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

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

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

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

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

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

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

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

重庆的***是中央***,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

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

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

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中央******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

(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快到了,中国***还没有崩溃。

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

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

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叫做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他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不找你的麻烦。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活动的特点。

那么2009年6月17号湖北石首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武装精良的部队,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双规了(笑)。

2007年10月30号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我讲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是老百姓对社会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对什么不满?对公权力和有钱人不满。第二个是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所的党委***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

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他一下。

(笑)但是他这一说没办法啊,我听了感到很严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背着包就去了。一进我们单位,见了我们***,我说***什么事情?我们***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有一个部门,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叫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一个什么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

有一个刚从地方到了中央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这一搞麻烦了。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拥护我们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呢,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笑),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

我说这有什么麻烦呢。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覆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这个家伙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

(笑)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你们的祖师爷***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我就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

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

我说那不是双规了嘛。(笑)。等了五天,***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到北京不准走我心里很难过。

我说***怎么样了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演讲的录音下载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笑)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我们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笑,掌声)。听完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讲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去年发生瓮安,今年发生石首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一个定义,发明一个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

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

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