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的下场 宋彬彬与宋要武:近五十年的妖魔化纠结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