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父亲 黄肖路:纪念父亲黄万里去世七周年

2001年8月27日,我的父亲黄万里去世了。三年以后,2004年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新推出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在北京举行座谈会。

今天,2008年8月27日,我将座谈会记录重新摘编发表,纪念父亲去世七周年。

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到会发言,水电部老领导李锐和专家、学者以及黄万里家人、亲友、同事与传记作者济济一堂,畅谈黄万里的丰富人生和坎坷命运,对他热爱祖国,关切民生,在逆境下坚持独立人格、学术自由和民主科学精神的崇高风范表示十分钦敬,认为出版他的传记,把他作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典范的一生介绍给广大读者和青少年朋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要讲真话,不讲假话

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万里之侄):我大伯父(黄方刚,1901―1944)是搞哲学的,我父亲(黄竞武,1903-1949)学经济,三叔黄万里研究工程技术。在儿时的记忆里,三叔为人谦和。

因为三叔待人亲切,孩子们时常在假期云集清华。后来听大人们说黄万里性格倔强,为人耿直。开始时不了解,到读初中时知道了黄万里是右派(当时家里很多大人是右派),孩子们入团入党受到很大影响。再到后来我才渐渐认识到,黄万里是个不平凡的人。

他的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对学术执著。这一点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三叔从1957年获罪,直到去世,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去世前几年还曾对我谈及治理黄河的问题,讲如何利用黄河之水造田的理论等等。

我认为,应当团结和推动科学工作者不断地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应当提倡讲真话,不能讲假话,套话也要少讲。要表达真实的观点,即使是不同的观点,也应允许发表和保留。

感谢大家参加这次图书首发式活动,作为家属我感到很高兴。我也为中国有三叔这样的知识分子能用一生来证明真理而高兴。

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原中顾委委员、水电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部副部长):三门峡工程是个错误,已经被时间和实践证明了。五十年前建坝的时候,我只知道高坝派和以温善章为代表的低坝派的意见,却不知道黄万里根本反对上坝的意见。

后来我们是在论证三峡的过程中认识的,是80年代后期,他来找过我两次。这两次谈话才使我了解他对三门峡工程的主张。我是很佩服他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听不同的意见?其实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同的声音是最应该听取的。

我们原本对外来的东西,尤其是西方的东西还是尊重的,但1949年之后开始向苏联一边倒,加之多年左的影响,从此中国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我觉得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回顾真实的历史,汲取有益的养料。黄万里传记的出版说明我们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头脑比较清醒了,说明我们对待自然科学态度上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是我想还不够,不仅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还要扩大到各方面包括历史、理论方面,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 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给予它们应有的评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牟广丰(国家环保总局监管司司长):黄万里的夫人丁玉隽(1917- )是我父亲(牟宜之,1909-1975)的表妹。我从小就常去他们家玩。我父亲也是右派,姑父经常去我家,两个右派切磋棋艺,笑谈人生,下放期间仍书信往来不断。父亲曾满怀深情地赞扬黄万里:“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凤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苍狗白云多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我回到北京后时常去探望黄万里。后来我到了环保局,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就更多了。关于重大的环保问题、非工业项目等等,我时常去听姑父的意见,像都江堰上游的杨柳湖工程我就请教过他。

我最受触动的是他独立的品格、求实的精神。我们现在的决策正朝着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我们要继承黄先生的遗志,用科学求实的态度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在这里我对书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敬意,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书中很多照片我都非常熟悉,黄先生以前常对我讲:“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我们知识分子要有良知,要服务社会。”我会用黄先生的教诲实践一生。

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美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学生、同事):黄万里先生是中外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在唐山交大学了土木工程,又到美国系统学习了水文、气象、自然地理,把河流作为有生命有历史有未来的对象来研究,而河流中一旦筑起了外加的工程就会带来不能不正视、不能不预作谋对的一系列新问题,因此必须十分慎重。

他在河流治理和水利建设上,观念先进、造诣高深,对三门峡工程与黄河治理以及三峡工程等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他为科学真理所作的反对和抗争对我国重大水利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他的理论和学术思想影响到几代学人。

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尊重知识,崇尚真理,不计个人安危,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为此造成他一生坎坷。黄万里先生的经历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典型的社会意义,值得人们认真地探讨和研究。

我是黄先生的学生,目睹了他后半生的沧桑变化,更有幸与他在同一研究室中共事二十余年。我深受先生的教导和帮助,更为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所感动。

《长河孤旅》的出版发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们对黄先生的尊敬和怀念之情,也一定能得到关心我国水利事业、关心黄万里先生、关心我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人们的欢迎。

江河治理还会有很多预想不到的后果

卢跃刚(作家):去年我们发表了一个长篇访问《三峡答疑录》,就是想在一个主流媒体上系统地阐述黄万里先生关于三峡的忧虑。十年前我曾去过他的家,他的观点在当时主上的声浪中显得相当孤独。他的观点产生于系统的研究,因为他早年实地徒步勘测过长江中上游包括青衣江等支流,了解有关的诸多实际情况。

我本人写过关于三峡的报告文学,请教过一些专家,他们都说黄万里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虽然他持有独特的理论和见地,但在80年代并没有进入三峡的论证小组,直到90年代,媒体上 尚没有关于他的报道,不过网络逐渐出现关于他的讨论,专家也开始对他提出的问题展开论证,所以我们在十年后把他的观点宣传出来。

黄万里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科学的带有悲怆色彩的一生。我们用45年的时间来印证一个科学家的论断是正确的,其代价未免太惨重了。更为不幸的是当年三门峡建坝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一直到今天,还在无奈地承受,一时难以找到较好的化解之途。

黄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丰富的,我相信关于中国大江大河的治理还会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后果,需要我们真正以科学的态度去勇敢地坚毅地面对。

中华民族会记住这位民族英雄

徐刚(作家、诗人):参加这样的会,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可能是黄万里先生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持续了近一个月。他那时身体情况已非常不好,只有两件事记得很清楚:一是三门峡问题,一是与黄夫人的爱情故事。可见三门峡在黄万里终其一生中所占据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黄万里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一直想参加社会治理黄河的大合唱,但始终被排斥在外,他只能是“独唱”,有时几乎没有听众。黄先生几十年就处于这样鼓励无援的境 地。然而,去年(2003年)的渭河大水叫人们不能不想起黄万里当年的正确。随着江河问题的陆陆续续地出现,黄万里将被更多的人记住,他也将被中华民族的历史记住。可以说,黄万里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黄万里不仅仅是卓越的水利专家,他还有着许多值得记取的观点。比如他说过我们不能提及中华民族历史的时候把黄河称作母亲河,而到河水泛滥时又说它是一条害河。大家想想看,这样说将处于怎样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害河能是母亲河么?这是黄先生反复和我说的。

他还说:“中国出水的问题远远不如出地的问题更重大,耕地对中华民族始终是最重要的。”黄河不是害河,没有黄河,哪有华北平?它提供着非常重要的水资源,同时又冲积起养育众多生民的大地,其价值决不在其水资源之下。我认为类似这种观点已经远远超出了治河本身,它们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纳,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坚持、发扬。

渭河发水后,应《中华读书报》要求,我写了《江河大坝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副题是“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曾经有很恶毒的评价说“黄先生反对建任何水坝”,我想提醒在座的媒体,我们应当用良知来尊重事实。黄先生在四川在甘肃就建过水坝修过水利,怎么会一古脑儿地反对江河建坝呢?我们写文章的人,一定要恪守良知,至少留下一两篇代表良知的文章。

我们如果能从黄先生身上学到一丁半点,使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不中断,到我们魂归大化时,才会对得起黄万里先生。

唤醒科学精神、科学理性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我怀着虔敬的心情读了这本书。我了解黄先生最初是通过徐刚的报告文学《黄河万里独行客》,赵诚的这本传记叫《长河孤旅》。两位都突出了黄万里先生的“孤”和“独”,但这种孤和独是“被”孤和“被”独,事实上他既不孤也不独。

黄先生是典型的具有传统美德的现代知识分子,他身上有着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而我国恰恰长时期缺乏科学精神,二十世纪50年代露头的极左思潮就是对五四科 学精神的背叛,黄万里就是从这场劫难开始“孤”起来的。本来属于科学方面的争论却被人为地上纲到政治立场上的分野,以致成了他万劫不复的罪名。历经二十多 年的磨难艰辛后虽然获得改正,但逝去的时光不再,重新前进的基本条件已难具备,结果他终生都摆脱不了灰暗的阴影。

书中写到黄先生以“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转”(第119页)来表示自己对真理的执著。我们知道,在宗教势力的压迫下,伽利略后来屈服了,可贵的是黄万里自 始至终都没有屈服,没有放弃科学理念,没有放弃作为科学家的良知。面对专政他仍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我赞成李锐老的评价,黄先生真正堪称“伟大”。

1957年是个卸掉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脊梁骨的时代。但有少数黄万里这样的人他们的脊梁没被卸掉。他牢记他父亲黄炎培先生的教诲,“中国有历史以来,只有统治阶级对不起农民,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阶级”。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家心中想的是人民。

黄万里年轻时即以“拯农”为己志,时时处处想的是农民。他看起来被 孤立了,但并未真的被孤立,他的精神是强大的。我们的民族非常需要唤醒这样的精神。他们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就像黄河大浪中那块中流柱石一样巍然屹立,不怕 冲击。这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它遭受着重压,但基柱始终都在,而且根深蒂固。只要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

我们的民族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赵诚这本书不仅写出了黄万里的科学理性的精神,而且写出了他伟岸的人格。黄万里先生有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为民之情。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黄先生不忘国家,在水利事业上尽其所能做能做之事,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不泯的精神。

人格、知识、眼界皆高

郑易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很遗憾文革的时候没好好利用那段时间去拜访黄先生,我当时正在清华读书,那时他一定有时间和我多谈些专业问题。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我渐渐了解到黄先生的学术观点和为人品德,现在黄先生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工作者的精神支柱。

中国的江河正面临威胁,强势集团在疯狂地圈水,而抵制狂潮的是弱势群体。我们对许多问题进行讨论,不是以情绪化的方式,而是纯学术性的探讨,虽然讨论很激烈,但到最后常常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中确实没有黄先生这样人格、知识、眼界皆高的人物。

尽管如此,有些人为一时之利,不顾子孙万代,肯定会失败的。今年在不同的场合我常会提起三位人物:马寅初、黄万里、梁思成。我们要发扬科学精神,就一定要知道他们的故事。在云南大学我曾问学生知不知道黄万里,很多人都知道,但是通过三门峡水库的事。这又让我感到很悲哀。他们之所以能知道黄先生是因为事发四五十年之后灾难到来了,连当年的反对派都不得不承认黄先生理论的正确性时,真相才得以传播。

我尊敬黄先生的人格和学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