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跑了 邓榕:文革彭真被整原因 江青称其调查“查到主席头上了”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
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
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
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橘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