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到耀邦家中长谈
一九八五年后,我虽然不在职了,仍然关心风云变化,耀邦的处境是大体知道的。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上我还发发言,有时还说得比较尖锐。后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的支部会上,发言也不大有顾忌,该讲的还是讲,***的问题我就谈过。一九八六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用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之变,我并不感到意外。
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的日记,按时序,有以下可录之事:
元旦。于光远电话:被点名批评,批他的“大公有私”,“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拟申诉,怎能同“全盘西化”联得起来?
二日,有人告知,凌晨两点,长安大街由西向东,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岁”,“严惩凶手,爱国无罪”。当是昨日天安门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电话:必须疏导,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李普来,同去黎澍家,漫谈形势,不胜感叹:苏联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拉开,因此基础比我们好得多。
三日。项南来,再谈假药事经过。他已见过耀邦,耀邦说,他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定,并说谁无过失,自己过失过多些,还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多。
下午,顾委传达十二月三十日小平约***、***、***、***、***、何东昌六人的谈话文件,颇似当年“夏季形势”:当前学生闹事乃几年反对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所至,否定“清污”过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应予开除,过去软弱。关于王若望,上海有关开除和保护两说,中央也有保护层。波兰教训,专政必要。上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巩固文艺宣传阵地。整肃要开个名单,但不急于处理。
四日。传言颇多:紫阳转***,耀邦到顾委等。***说赞成开放,但基建不能过大,要个笼子。计委很难改老一套作风。
五日。上午顾委支部会,调门都高,黄火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说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责***和于光远。倒是提出物价问题,关系千家万户也。下午到医院,向黄克诚遗体告别。
六日。高扬说:由来已久,几年矛盾;少开常委会,***处专断;专职***分开开会,不合党章。嘱我不要发表意见。
七日。黎澍电话:他的邻居自天津回,学生卧轨,要求中有物价问题。下午参加黄克诚追悼会,不见耀邦。
八日。秦川告知,王鹤寿通知钱李仁: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钱问是否符合党章?答符合。
九日。到人大小礼堂,参加“华夏研究院”成立大会,颇为隆重,避免讲话。遇胡绩伟、于光远、苏绍智等。说点了一串名字,***还点了巴金。
十二日。上午参加顾委一支部会,揭批耀邦了。多人发言讲具体人事。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态。
十四日。续开支部会。曾志大姐也说了一篇,但最后讲了公道话:还得全面看,三中全会后做了许多好事。大家最后意见是:小平决不能下。黎澍夫妇、李普、秦川来,都有忧虑,要注意国外反应。
十五日。得到电话:耀邦停职检查;检查好了,可保留***。
十六日。电视新闻,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来的不安,告一段落。来日方长也。有人谈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滞十年,但原我们不步后尘。厂长制贯彻甚难;企业都有潜力;都知道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绝,是赠耀邦的。(此诗刊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龙胆紫集》新编本中,题目为;《丁卯岁首赠人》)
晚上延滨、元元夫妇来,告耀邦最近一些言谈和他们听到的传说:
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大概是十二月三十日才去了一次,只是打桥牌,什么也没谈。邓家后来又约去,以身体不好,谢绝了。自己也没想好今后做点什么(秦川曾劝他写回忆录)。现在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读书学习,思考问题,情绪尚好。“***说我不懂经济。其实他们还是过去老一套。”总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时才有醒悟。关于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问题,是很后悔的,小平问到时,没有讲清楚三人情况,没能正式进言,只说不理会好了(以到致后来挽回不了)。
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遭忌之处尚未沉思,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左右做帮手。延滨听说,***向人诉冤,他并没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关老人表示,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们意见如此之多,说,“我也是被授意的”;于是要儿女们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子。
延滨还告诉我,耀邦很想同我谈一次。
一月十日,元元来电话,耀邦约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延滨下午来,同我一起到耀邦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刚一走进客厅,耀邦张开右手对我说:欢迎你,你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从下午两点四十分谈到八点二十分。留我吃晚饭,是同家人分开单吃的。
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记本最后几页,记下了耀邦谈话的要点。原来心得较乱,是凭记忆记的,现在大体按内容作了调整(括弧中是笔者按语)。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样的“生活会”)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的开场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职呈了。
(就是这次“生活会”也是专门布置的。***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中央有一个由***、***、***、***、***、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对耀邦的意见。周惠同我谈过这个情况。此事耀邦全不知道。)他们远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这同我们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会后的正确路线,都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危、如何健康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都谈到他不应当辞职,也不应当做这种检讨)。
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下来后,尊重新的领导(没讲服从),维护党团结。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听说耀邦在会上被迫做了检查之后,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不是因受大委屈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在这种场合。耀邦是红小鬼出身,经过苏区肃反、长征、战争烽火。十年“***”,受尽磨难,历次运动从不整人。三中全会后,以无私无畏、大智有勇的精神,开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道路。他担任***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各种阻绕,终于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甚尤,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常委会很少开。(谈话时我问到,有意见分歧,为什么不开常委会呢?)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苦衷,也不便深问下去)。小平耳朵软(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左王”的一些话)。关于(全退、半退)下来事,是我同小平两个人私下谈的,交换意见的性质(据说邓后来问过***:为什么让我下?***: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当年***对***误会之深。这太令人遗憾)!
大概是一九八0 年,同***、***、房维中到武汉,向邓汇报,谈五年计划的盘子,年增长速度百分四点五(这是当时定的)。邓以为这样翻两番困难,问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没答。我答百分之七点之四。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是什么速度?只有我能答出百分之二点五。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并记牢了的(曾听到陈周围的人说过,陈对耀邦两条大意见: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来大家对耀邦的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
(***)三十几个部汇报,是想让***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我在电力部时,参加过这种汇报。耀邦问过,我们的电何时能赶上美国?我说:如按人均,永远赶不上。耀邦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击他要搞“大跟进”,就太过分了。)后来觉得赵有意见,就停止了。选为***是几位老人商量结果。只有叶帅提过让***再过度一下,看看再说,后来也同意了(在延安时,叶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会后,叶对耀邦说:副***你当一个。耀邦答:那怎么可以)。十二大的政治局、***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的。
(我到组织部以后,接触一些人事,我这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陈同耀邦之间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一九八三年初常委会,***批评了我(搞乱经济)九条(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研究时,常讲小平的“翻两番”,邓力群就向***讲经济过热是耀邦造成的。其实一九八二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计划却是百分之四)。小平不以为然。当时就说:至此为止。并疾言厉色地说: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开(借着***的批评,***当即建议开省***会议。邓力群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传达***的批评。一时上下沸沸扬扬,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事)。小平后来将***、邓力群找去质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九八七年的“生活会”上邓力群在发言中就此事作了点轻描淡写的检讨。)
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要撤换张平化中宣部部长,曾经让我推荐过***(据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的)。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支笔(邓早就说过***骨头软,固执等,这是传开了的)。一星期后,又两次问到,只好毛遂自荐当宣传部长后,先念曾经说过,威信不如组织部长时高。为《人民日报》事,沉住了气,总会有磕碰的(这是***、邓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门,逼得胡绩伟辞职后,除掉王若水,后又撤换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觉到,两个“左王”从党校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一直搞“清君侧”的活动)。
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似乎是一句总的评语)。一天几个条子,老打电话,不堪其扰。***刚宣布为常务***后,就遇到这种情况,诉过苦。小平也不堪其扰。一九八三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又破涕为笑,谈别的了。以前乔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纪念***诞辰的文章,我憋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了(没有交乔木改),乔木自却不写。乔木还说,邓力群不会写文章(耀邦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处会上讨论乔木儿子事件[5]时,邓力群第一个发言,赞成法办。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是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按:这是当年黄克诚建议的);启立在山西讲话,这样两边都提到,这不能解决问题。(接着耀邦谈到三件事)将一个***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将不合已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从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实际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还应当坚持这个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件事尤其后一件,耀邦是有预见性的,是预言家)。
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一是苏进,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一九四二年才入党。“***”时八次受逼,要我交待苏的问题,只说有思想意识毛病。二是项南,一九五九年后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延安抢救运动时,在总政没打过一个特务。曾做过几次试验,找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个人,一审问一逼供,就都承认了。毛***找去汇报时,讲出这个情况和对抢救的看法(当时毛还听到其他人的反映)。才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几条方针。
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是“桃园三结义”(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不批蒋介石。大概是“***”时,有次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见毛***,张说:“***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世风日下,人心涣散,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经济是最关紧要。党风不正,有些干部胡作非为,不讲真话,无维系中心,讲真话最重要。
下来后,小平多次让去打桥牌。十二月三十日去了,也没有谈什么。
(谈了谈自己一生)家乡成了红区。浏阳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同杨勇(表哥)同班。在湘赣边区,编儿童报,自刻蜡版。开始杀“AB团”,被怀疑。中央苏区来人,冯文彬把我(救了)带走了。一次听到顾作霖(团中央***)同冯文彬谈,说我不像反革命。于是要求留在团中央工作。延安时,最初在“抗大”一大队当支部***。一次开会发言,谈改进工作,定要深入群众。受到毛***赞赏。提拔我当“抗大”政治部总支部***。有人不同意。毛就让再提一级,当副主任。“抗大”办报,自己写文章。还请毛***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五五年前,同毛***有过七次谈话(于是谈到毛并其他一些人事,从略)。
江西时,***并不赞成肃反,***也不赞成。毛多疑。延安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时(关于清算“左”倾路线历史)。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调中央,等等。我被派到沈阳去了解情况,只差二十亿斤粮,硬要三十亿斤,当时没有同意(按:黄火青在中顾委会上,对耀邦意见很大,讲的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