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日记的险恶用心死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红军参加长征,要求则更为严格,最终只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等30名女红军通过了严格筛选,踏上了漫漫征程。

1935年4月的一天傍晚,中央红军来到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山村,准备渡过大渡河。随行的女红军谢飞、刘彩香、钟月林三人,扶着因患病而暂时掉队的吴富莲,走进了一个农家小屋准备稍作休憩。屋内空寂无人,她们在地上铺了从外面捡来的稻草,让吴富莲躺下来,然后走到灶前,准备借用老乡的灶台烧水洗脚。当她们用棍子拨开老乡灶台烧火的余烬,忽然从里面滚出几个梨来!一个个黄澄澄的大梨,透出诱人的香味。谢飞等人一路搀扶伤员,又渴又饿,很想尝一尝。但她们想到了红军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梨虽味美可口,但纪律更重要。倘若主人在,还可用钱买,偏偏主人不在家,只好将梨放回原处。

这时,躺在稻草上的吴富莲突发高烧,不时发出呻吟声。如果给她吃一个梨,可以降温缓解病情。于是,她们三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买一个梨给吴富莲吃。她们不知道梨的价格,便决定尽量多给一些,留下12个铜板。谢飞还给房东写了一张字条:“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你家,我们有个病人正在发高烧,买了一个梨,现留下12个铜板,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对不起,请原谅。”她们把纸条和铜板放在灶台上,再盖上稻草。次日一早,她们就出发去追赶大部队了。

1935年8月,蔡畅、邓颖超等女红军,随中央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行进途中,泥泞的草地上几乎无法立足,很多同志就找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向前走,严守行军纪律不掉队。

邓颖超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就因乘马受惊,掉进了泥沼,她使劲往外迈腿,但越使劲,身体越下沉。在这危急时刻,恰好从后面赶上来一个战士,他伸出木棍,将邓颖超从泥沼中拽了出来。

第二天,着凉的邓颖超开始发烧、拉肚子。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一个健康人的生存尚且十分艰难,一个病人就更是九死一生了,但邓颖超硬是凭借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搏斗。在战友的帮助下,她骑一会马,休息一下,最后终于走出了草地。到了草地北部的巴西,藏民们腾出房子给疲惫不堪的红军住。身体极度虚弱的邓颖超,竟无力登上只有十几级台阶的房子,她躺在地上休息了很久,才慢慢地爬上去。

蔡畅和其他女红军来看望邓颖超,见她病成这样,都以为她活不成了,难过得流出了眼泪。但有坚强信念支撑的邓颖超,在同伴的照料下,奇迹般地战胜病魔,渐渐康复了。

邓颖超曾说:“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照料、帮助,我也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同战友们、同志们相互鼓舞,严守纪律,绝不掉队。而奇怪的是在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药而愈了。”

当中央红军行进到贵州境内时,女战士邓六金患了痢疾,发起高烧。起初,她咬牙坚持着随大部队行军,渐渐地,持续的高烧和腹泻把她拖垮了。她眼窝深陷,颧骨也突了出来,身体轻飘飘的,四肢无力,举步维艰。有人劝她留在老乡家里养病,等病好了以后再想办法归队。邓六金坚定地摇摇头说:“我一定要走,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的路上,你们不要再劝了。”

这时,红军女战士危秀英赶到了她的身边,亲切地说:“六金,我来陪着你。”说着,她解下了邓六金的行装,用一根木棍将两人的装具挑在了肩头,又把另一根木棍递给邓六金做拐杖,她们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进。两个人的行装足有30多斤,危秀英本来就人矮力单,行李加重后,两人的行军速度就更慢了。身边不断有队伍走过,她们掉队了。

邓六金的高烧一直不退,腹泻也更加频繁。她们走走停停,两条腿越来越吃力。邓六金看着个头比自己矮,累得满头大汗的危秀英,难过地说:“秀英,我连累你了,你赶大部队去吧,不要管我了,我会慢慢走的。”危秀英诚恳地回答:“六金,我们是姐妹,要走一块走,要死一起死,我不能留下你不管。”

危秀英(前排左一)

夜幕降临了,危秀英和邓六金依偎在一棵大树下,危秀英拿出半块毛毯,盖在两个人的身上。她们相互鼓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绝不掉队。经过四天四夜的艰难跋涉,俩人终于赶上大部队。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有24人经过重重困难于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