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前北京部队大院里的那些人和事(一)

北京有许多部队大院,***前大都集中在复兴路上。它们大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后建起来的,当时解放军绝大多数的军兵种指挥机关,及一些高级院校都集中在这条路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些部队大院从当时复兴路的公主坟开始,沿着复兴路向西,一路排开的先后建立起来,一直到当时复兴路的尽头---玉泉路。以至在***期间,整个复兴路一度改名为:解放军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在这些部队大院里还居住着有近上万的部队干部子女。***前,他们被通称为“干部子弟”“高干子女”。其实准确的说,更应叫“革军”子女。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每当这些孩子们需要填写一些表格时,在《家庭出身》这一拦,这些孩子们大都填写“革命军人”。

实事求是的讲,这些孩子们的父辈都曾是共和国的创建者奠基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这些孩子们的父辈大多恐已去世,而当年那些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们,那些当年胸前佩带着红领巾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们,现在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了。

但我想,这些人对当年部队大院里那峥嵘岁月的生活,和在那些年代里所发生的那许多惊心动魄和激动人心的故事一定不会忘记。

至少,现在我对那些大院中的有些人和事至今记忆忧新。因为当年我也是那些大院里上万孩子中的一个,我也是从部队大院里走出来的孩子。部队大院不仅养育了我,也将我的顽童幼年和无知少年永远定格在了那里。那里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永远忘却不了的,充满着酸甜苦辣的幸福回忆。

五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建立一所全军政工干部最高学府:解放军政治学院。该院就最后选定在了当时复兴路的最西端----玉泉路。当时的院长,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兼任。1954年开始组建,1955年,该院就成功试办了全军第一期高级政工干部学习班。

1956年,中央***正式授予解放军政治学院军旗。父亲大概是在1954年--1955年时,从石家庄的“高级步校”调到了正在组建的政治学院。大概在1955年夏秋时节,父亲才把我们从石家庄接到了北京的政治学院。

当时的政治学院,几乎是按照苏联军队院校的模式建设的。除学员区外,工作人员居住区,按照军衔分别建有尉官楼,校官楼,将军楼。而那些楼,很多都建有地下室。就是在那十几座校官楼里,每隔一两座楼,也有一座楼建有地下室。

由于我们家刚搬去时,校官楼尚未全部建好,所以当时住在西六楼。(西六楼和西七楼在***以前被称作“尉官楼”)而作为校官楼的西九楼-----西十九楼那十一座楼,当时正在建。大概在1955年底还是1956年,那十一座“校官”楼就全部建好了。

于是,我们家就又搬到了西十九楼。当时这座楼里住的大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人。其实,父亲在刚建院的那前几年一直在训练部工作,后来曾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过一段副主任。

当时院里还建了四座小楼。这四座小楼又叫“将军楼”。莫文骅,孔石泉,蔡顺礼,邓逸凡,彭青云,金忠藩,宋维拭,袁渊,伍瑞卿,李丙令等等开国将军们曾先后住在那些将军楼里。如今,当年住在那几座将军楼里的开国将军们已全部离开了我们。对于这些将军们的是非功过,历史对他们也早已有了评价和定论,这里我只想再说说其中的几位将军。

彭清云将军。江西永新人,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红军,1955年授衔少将。他本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首批学员,(来政治学院学习前,是47军政治部主任,在学习期间被提为47军副政委)1955年毕业后留在了政治学院。

先后担任系主任,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之所以说到他,是因为他是1955年授衔时,共和国开国将领中的十位独臂将军之一。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在院里的路上见到这位独臂将军时,我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但他那一条空荡荡的袖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很多文艺团体经常到我院为来自全军各部队的学员们慰问演出。每当演出结束,身为政治部主任的彭清云将军都要登上舞台与与演员们握手致谢。

每当他站在那些演员们面前,用他那仅有的左手与那些演员们握手时,他那一条空当荡荡的袖子都会给演员们带来无限的惊诧和唏嘘。而这样的情景也给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无限的震撼!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在那个年代,彭将军的一条胳膊也曾给当时我那幼稚的童心带来过无限的遐想-----他的那条胳膊是怎样失去的?(是右臂)他用一条胳膊怎样同敌人打仗?又怎样穿衣吃饭写字?.

...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了有关彭将军的一些故事。

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曾用一发迫击炮弹击毙了日军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但殊不知,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还曾有过两次有名的射杀,日军的两名将军也因此而丧命。一名叫吉川资,少将,还有一名叫常冈宽治,中将。

而这名叫常冈宽治的日军中将,就是彭清云将军用一支三八大盖步枪一枪击毙的!那是在1938年,当时彭清云是120师359旅719团的一名营教导员。而他的那条右胳膊也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而失去的。而为他做截肢手术的医生,就是白求恩大夫!

而为他输的血,也是白求恩身上的血!(当时情况紧急,一时找不到血源,白求恩大夫为了不耽误手术时间,果断要求输他的血)彭清云将军有一个女儿在幼儿园时曾与我在一个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应叫彭西西。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很外向很有个性的孩子。上小学以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彭清云将军1964年调去总参,在那里他先后任总参政治部主任,总参三部,通信部副政委,政委等职。1995年去世,享年77岁。

金忠藩将军。江西莲花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衔少将,训练部副部长。其实政治学院未组建以前,我父亲与他同在石家庄的高级步校工作。他是步校训练部部长,我父亲是副部长。

1954年政治学院组建时,父亲与他又都同时调到了政治学院。他任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父亲任训练部里的一个处长。听父亲讲,金忠藩将军是一个很爱讲笑话和开玩笑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女士流行穿旗袍。

记得有一天我母亲也穿了件旗袍,非常不幸的是,又被金忠藩将军看见了。于是他一本正经,表情严肃的对我母亲说:你穿的这是什么玩意儿?穿着这玩意儿还能走路吗?我母亲说:这不就是件旗袍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再说我这不是走的好好的吗?后来,金忠藩又将这事对我父亲讲了,父亲听后也哈哈大笑!1964年金忠藩将军调出了政治学院。他先后在新疆军区,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等职。198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袁渊将军。1903年出生,江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前是副教育长。其实,从政治学院一成立,他就是副教育长,直至离休。(后来还兼任队列部部长)。袁将军是一个待人极其和蔼随和的老将军。

不论对大人还是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他都和蔼可亲,从不摆架子。记得那时,只要我们在院里的路上遇到他,我们都会马上立正,并工工正正的向他敬少先队礼,同时还大声说到:袁伯伯好!他也总会一边向我们招招手,并笑眯眯的说:好!

好!你们好!说来也怪,***前在我们大院里,能享受到我们这些孩子们如此殊荣的将军们,也仅有袁渊将军一人。他有四-五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与我是同班同学,叫袁建军。这个孩子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很“正经”的孩子,他不象有的高干子弟那样盛气凌人,张扬跋扈。

他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规矩和安分。只是上中学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中,听说袁将军也被造反派整了,他的夫人也被整死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因为那时我已参军离开了政治学院。其实,当年父亲也是与袁渊一起从石家庄高级步校调到新组建的政治学院的。

在调来政治学院之前,他曾是石家庄高级步校代校长。在我家的一本旧影集里,有一张1954年底或1955年初照的相片,照片上,父亲与几个刚建院时的领导站在一起,他们个个身穿棉衣棉裤,每人胸前都佩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站在石家庄高级步校(政治学院?)大门口。

金忠藩,袁渊都在其中。而袁渊就站在这些人的最中间。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曾是政治学院的“元老”。自从离开北京后我曾打算,将来有机会再去北京时,一定要去再看望一下这位从小就让我敬重的老将军。可令人惋惜的是,他在1992年就去世了,享年90岁。

宋维拭将军。安徽金寨人,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解放后他原是43军副政委,六十年代以前是广东省及海南军区政委,***前是副院长。***期间(1969年)他调离了政治学院,到铁道兵任政委。

说到宋将军,是因为我小妹妹。1970年初,总参通信兵在我院招兵,我小妹妹被录取了。不料,就在最后时刻,当时院里掌权的造反派突然对父亲发难:“这个人的孩子不能当兵”。说父亲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我小妹妹就被另一女孩顶替去当了兵。

父亲对此很想不通,于是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宋维拭将军。当时宋将军已调到我院对面的铁道兵大院当政委。于是,宋将军一句话,我妹妹就到铁道兵当了兵,也是干通信。后来,因为我妹妹在部队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连队里准备发展她入党。

但报告每次报到师里,师里都通不过。一打听才知,又是因父亲的家庭出身问题。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又给宋将军写了封信(当时我们家已经从北京搬到了海南岛)很快,我妹妹的入党问题也解决了。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的。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和我哥在1968年初的全国征兵当中应征入伍时,幸亏当时院里还处于“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战国”时期,那时院里的造反派还没有最后掌权一统天下,否则,我和我哥的“下场”恐怕也要“相当悲壮”!

这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1975年宋维拭将军从铁道兵调到了福州军区任副政委。后来就从那个位置上离休了。离休后,宋维拭将军移居广州。每到春节,父亲还常去看望他。2010年12月,宋将军去世了,终年94岁。

邓逸凡将军。广东人兴宁人,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曾是副教育长,教育长,1963年任副院长。说到他,是因为***中,当时政治学院掌权的造反派把他和我父亲一起贬到了海南岛。

邓将军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父亲任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海南岛历来是流放罢贬官员的地方。明朝的海瑞被罢官后也是贬到了海南岛,他死后也葬在海南岛。1972年我回家探亲时还去海瑞的墓地看过,那墓地离我家所住的“建设兵团”机关驻地不远。

记得当年邓逸凡将军以中将军衔,行政六级的的身份来到海南岛时,他的军衔及级别,成了当时岛上唯一最高的“高干”。当时海南军区的司令就是个少将,海南建设兵团的司令是1964年晋升的少将,而政委才是个大校!

在海南的那几年,可以说父亲与他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邓将军有一个儿子与我弟弟很要好,在海南的那几年他们经常相处在一起,后来成了密友。大概在1974年底左右,海南建设兵团宣布撤消(当时***还未结束)按照那时的政策,父亲与他可以再回北京。

但邓将军没有回,父亲也没有回。记得对此我曾问过父亲,当时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明白了其中:兵团虽然撤消了,但靠***上来的那些人还在北京掌着权。回去,等于重入虎口!后来曾有人说:海南岛和广州那些地方最后不是很火?你们到了那里不是“赚了”?其实,这是历史给当时的那些造反派们开了个大玩笑!

当初把邓逸凡和我父亲贬谴到广东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历史最后又把广东推上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所以当初把我们两家贬谴到广东海南,并不是造反派们的善良初衷!海南建设兵团撤消后,邓逸凡将军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最后他从那个位置上下来,按“正大军区”级待遇离休。2004年,邓将军去世,享年92岁。

当年的政治学院里有一座西八楼,该楼与将军楼和校官楼都不一样。***前该楼也被叫作“大校楼”。那里面住的都是1955年授衔时的大校。当年住在那座楼里的大校们,有的***前被提成了少将。如:李改(训练部副部长,后调到海军学院任政委),翟毅东(队列部部长,军事教授会主任,后调到内长山要塞任司令员)。

另外,当时院里的政治部副主任魏传统(1955年授衔少将)就一直住在大校楼里。他1964年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在那里先后当副院长,院长。说到政治学院里的那些大校,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尹先炳。

尹先炳,湖北人,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期间,他曾是人民解放军在编的七十个野战军中第16军军长。***,韩先楚,***,***,王近山,吴克华,洪学智,梁兴初,贺晋年,肖劲光等等与他是同期的军长。(解放后,也本应与这些人“齐名天下”)他的战功,资历,及在建国前的职务几乎高过所有住在将军楼里的那些将军们。

但解放以后,他并不为国人所知。所以不被众人所知,是因为他竟然不是将军。----1955年授衔时,他是全军唯一一个授大校军衔的军长!

而与他同期的那些军长们大都是中将!甚至上将,大将!就连当年他任16军军长时与他搭档的军政委王辉球,授衔都是中将,后来是空军的副政委,政委。当时的16军参谋长1955年授衔是少将,政治部主任解放后转入地方工作,是贵州省委副***。

十六军属下三个师长中的两个师长1955年授衔也是少将。平心静气的讲,以尹先炳的资历,战功,职务,他应授个中将。之所以只授了个大校,是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一个女下属犯了***当时最忌讳的错误---男女作风问题!

1958年回国后,他就来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任院务部副部长。当年王近山(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也因犯男女作风问题,被从中将降为了大校待遇,去担任一个“农场副场长”,原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也因在庐山会议后挺身而出,替***说了几句事实求实的话被撤消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改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他们冤不冤?应该说真冤!

但仔细观察一下我党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犯过错误的开国将领(只要不是原则,政治性的错误),终有被“落实政策”的那一天。

王近山,钟伟最后都被“落实政策”平反了,他们仍是“开国将帅”。但尹先炳则不同了。因为他一开始,就连少将都不是!根本就没有进入共和国将帅的行列!所以,虽说尹先炳最后也被“落实了政策”,但在历史上他也只能是一个大校!

他始终不能与那些共和国的将帅们一样!(其实他本应与那些开国将帅们一样)如果说王近山,钟伟当年确实冤的话,与他们相比,尹先炳才是解放以后全军最大的“冤大头”!尹先炳冤就冤在他所犯错误的时间是在授衔之前!

而王近山,钟伟犯错误是在授衔之后!这一前一后,就铸成了尹先炳命运中的终身遗憾!听说,1983年中央***准备让尹先炳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但不久,他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我认为,他实际上是被“窝窝囊囊冤”死的。

李改,1955年授衔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他应该说也是政治学院的元老。1954年***刚组建政治学院时他就来了。来前,他是41军副政委,来后任训练部副部长,***前是副教育长。***开始不久,他就调出政治学院。

他先后在福州军区,武汉军区当过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调回政治学院(当时已改称“军政大学”)后来他又被调到海军学院当政委,最后就在那个位置上下来了。说到他,不得不再说到另一位***前的大校---张丁亚。

张丁亚曾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位老教员。***前好象是该教研室副主任,和我家住对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直到***期间我家搬到海南岛前的十多年间,我们两家一直住对门,可以说是老邻居。父亲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期间,曾与这位张大校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

张丁亚是个高高胖胖,老实忠厚的人,话不多。他也是该教研室一位“最老”的教员。听父亲讲,他比我父亲整整大十岁!但他家的小孩却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差不多大。他家的老大老二都比我大一岁,是“龙凤胎”一男一女,而下面的几个又都比我小。

在下面的几个中,只有老四是男孩。所以在***前那个年代,我也顾不上什么“年龄代沟”之类,尽管与他家的老四来往。记得那时,他们家有许多小人书,尤其让我眼馋的,是那套《三国演义》小人书。要知道,在***前那个年代,能有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那可是相当了得的!于是,我经常“教唆”他家的老四窃出那套《三国》让我“喽喽”,要不就是趁着他家“主人”不在时,“潜”入他家尽情欣赏。

我的一个妹妹还与他家的“小五女”是同班同学。***中,他全家被造反派发配到了河南。终因他年老多病,最后经上级批准又回到北京。但当时的政治学院,竟硬是不让这样一个当年的老教员进!这时,李改知道了这事,其实这时的李改早已离开政治学院多年!

当时是海军学院的政委。李改毅然将他安排进了海军的一个干休所。张丁亚现在早已去世,但他家至今仍住在海军的那间干休所里。这事也是我后来从父亲那里听说的。李改能在***那种环境条件下,挺身而出,为一个当年曾在一起工作的老教员,老部下排忧解难,实在不容易!

其实,当年顶替我妹妹去当兵的那个女孩,就是张丁亚家的“小五女”。但在我们两家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事而影响到我们两家的关系。

因为我们两家都清楚,我妹妹当兵未成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当时院里掌权的造反派!2005年--2006年期间,“小五女”,还有张丁亚家的老四两口子,都曾先后到广州来过我家。我也带着他们游览了广州的一些地方。李改在1999年去世了,享年90岁。

说到***前(中)的解放军政治学院,不得不再说到一个人:张亚于。***前哲学教研室(或是党史教研室)里的一个中校教员,(不知***前是否被调成了上校)。之所以要说到他,是因为这个人在***中曾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政治学院最大的造反派“无产者造反兵团”的一个重要“头头”。

那时,我不过就是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但几乎每天院里的大喇叭都播放着“无产者造反兵团”慷慨激昂的各种批判文章,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

而“无产者造反兵团”重要头头之一的张亚于的大名,也常常出现在大喇叭里。这就让我知道了这个人。其实,***前我也经常见到他,因为他家就住在我们前面的那座楼里。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叫张亚于。

他家里孩子好象只有几个女孩,没有男孩。这人长得精精干干,尤其是那两只眼睛很有特点,炯炯有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中他竟成了“无产者造反兵团”的重要头头。

当时院里好象还有几个组织,但在“群雄逐鹿”中,最后都败下阵去,“无产者造反兵团”最终掌管了院里的所有大权!“无产者”掌权后,当时全院的干部几乎都是在“无产者”的指挥下“站队划线”听从“摆布”。于是乎,政治学院***中的“大清洗”便开始了!

很多干部从此被永远赶出了政治学院,被赶出了北京。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从此青云直上。比如象张亚于这样一个团职教员,竟连升三级,到了某省军区当上了个副政委----副军级!

当然,正如***元帅的一句名言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通通报销!后来随着“***”的被粉碎,随着***的结束,那些在***中靠造反起家,曾红及一时的人物,最后大多都受到了清算,张亚于也不例外。后来听说,他最后“神经”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