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新书 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挥泪书民情
个人简介: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
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和《技术贸易学》是国内同类题材的第一本著作。《邓小平时代》,印5万册,在社会上获得各方面好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
杨继绳:挥泪书民情<>/b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
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我们提出采访要求,他在平静中流露几分率真: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
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
王永亮:杨老师,您是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的,在文革前这个专业是比较时髦的,当初怎么改行做记者了呢?
杨继绳: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可以为老百姓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读了一篇范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男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
记者,咔嚓!”我当时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
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高考那年,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只招调干生,我就报考了清华。以为与记者这个职业失之交臂了,没想到在清华学了六年的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后,新华社要进一些学理工科的人,所以最后还是作了记者。清华六年的学习对人的思辨能力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蓝澜:您在新华社工作了35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您怎么看待您这30多年的记者生涯?
杨继绳:我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5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主要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文章,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
现在回头看来,那个时期写的90%的文章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文章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确实是凭良心写的,为百姓说话的。十年得出的教训就是跟着政治浪潮跑,终身遗憾。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都有了明显的长进,新闻更贴近实际,更贴近群众,“文革”时千篇一律,千报一面的现象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自由的时期,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我要求自己实事求是,讲真话,对得起历史。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我的体会就是要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王永亮:您当记者时好路见不平,拔笔相助。1972年,你和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的典范了。
杨继绳:当时是轰轰烈烈的,六十六军为了腾出所占的天津师范大学,出动了几个连的战士搬家,老百姓拍手快,全国各地驻军都退房子,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后来为军队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蓝澜:您说记者要讲真话,您觉得讲真话容易吗?
杨继绳:讲真话是记者的天职。但是,讲真话是有风险的,六十六军一位领导人曾给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写信,说我“收集军队黑材料,企图毁我长城”,这封信在我的档案里放了好几年,粉碎“四人帮”后管档案的同志才拿出来销毁。
说真话最直接的影响是妨碍升官。真正忠于职业的记者就要放弃升官的期望。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官员的职能管理社会,主要在“做”,说出真理不是他的职责。
很多事情他心里明白,但不能说出来,有时还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令人茅塞顿开的话,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说”就是舆论对权力的一种制衡。
社会需要正直的官员,也需要仗义执言的记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的大幸。记者既然是制衡权力的一种职业,就难免和官员产生一些矛盾。所以,走上了当记者的路,又对这个职业那么认真,就自然断掉了做官的路。
王永亮:就是说还是要靠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杨继绳:记者说假话就是欺骗自己的读者,这不仅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失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今天的传媒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这种精神。
蓝澜:据说您是当代记者中作品受官员批评最多,批评者职务最高的人?
杨继绳: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时经历了四届市委书记,对其中三届市委书记的工作,我写过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招来了不少是非。与此相对应的是我的一些文章也受到高官的批评,两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的文章。就官员职守而言,这些批评不能完全说没有道理,但回头看来,真理还是在我这边。
好在现在民主空气好多了,批评归批评,工作归工作,这些批评除影响我升官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多大影响。我常对人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谁给一顶“乌纱帽”;无所惧,就是行为检点一些,少给别人以“辫子”,有了这两点,就有了独立的人格。
既要积累材料,又要积累思想
王永亮:35年来,您写了不少份量颇重的经济学专业论文和专著,有的报道里把您称为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您又是记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
杨继绳:有时我去参加会议,人家问我是记者还是专家,我是记者,但也和专家一样提交论文,有朋友戏称我是“两栖动物”,我每次都先声明我是经济记者。
蓝澜:您在《三种类型记者长短论》这篇文章中曾把记者分为三种:新闻型、文艺型、研究型。您是不是一直在力求做一个研究型记者?
杨继绳:我觉得可以把记者分为这三类,他们在业务上个有短长,在事业上各有得失。当然,这三类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为了讨论方便,我把他们典型化了。新闻型记者有强烈的新闻敏锐,思维敏锐,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并用简洁、鲜明的文字表达出来。
他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事件上,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弄清每一个有价值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时向受众提供大量信息。他的思维特点具有跳跃性。他要不停的追逐新闻事件,新闻型记者的成就往往由他报道的事件所决定,他报道的事件越重大,重大的事件越多,往往成就就越大,而许多新闻型记者并不是幸运儿,他们只能跟着政治形势推波助澜,吹出色彩绚丽的“肥皂泡”瞬间即逝;文艺型记者以形象思维见长,在采访中他特别注意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活动,用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搜集细节,很注意语言的锤炼,有些记者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和优美的游记,这些作品由于文字优美,情节动人,常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由于它们是真实可信的,所以社会影响力会远远超过小说。
但要用真实材料说出像小说那么生动感人的作品,要比写小说难的多。有些文艺型记者缺乏新闻敏感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常使手边的“活鱼”跑掉了。
再说研究型记者,也就是学者型记者。他们以研究社会为己任,不满足于纯事实的报道,而致力于探索事件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不满足于宣扬好人好事供人效法,却致力于寻找这种好人好事产生的环境,并探索创造这种环境的办法。
他们不满足于揭露问题,却致力于研究问题产生原因,并寻找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他们注重个别事件,但他把这事件放到宏大的背景中去研究、去表述。研究型记者以逻辑思维为特征,以调查研究为工作方法,两栖于新闻和学术之间,既是记者,又是学者。
研究型记者也有他的弱点,他很容易沾染“学究气”而丧失新闻敏感,在新闻写作上过于理性化而失去了新闻所要求的具体性等等。可以说,新闻型记者给受众提供大量最新信息,文艺型记者给受众以情感,研究型记者给受众以新思想的启迪。作为一名记者,应同时具备新闻敏感、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洞察力三种才能,如果哪条腿太弱,就会牵制其它方面优势的发挥。
蓝澜:研究型记者是要求记者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吗?
杨继绳:专家和学者型记者是不同的。专家的研究领域一般是狭窄的、确定的。他们毕生在一个特定领域耕耘,皓首穷经,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比较透彻。研究型学者把社会当整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广泛的,变动的,他们用专家的学识和记者的慧眼对社会进行洞察和分析。
专家的作品是给内行看的,所以文字比较深奥,研究型记者的作品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文字力求通俗流畅、深入浅出。研究型记者应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广泛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他的知识结构应该是“T”型的,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对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王永亮:与研究同一领域的专家相比,记者往往不是科班出身。像您,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是不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杨继绳: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关系,关键是要在实际中学习,不断积累提高。学者型记者把社会当整体,用综合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因而思路开阔,选题是众人关心的社会紧迫问题,具有针对性。除了要善于思考抓问题之外,在深入采访、调查研究上要多下功夫。
记者不是学者,记者的职责是反映社会。记者调研的专题经常变换,不可能样样都行,所以记者必须借助别人的知识。吸收各界人士对这一专题的思辨的精华,然后提炼出代表这一时期社会思辨水平的成果。
社会上的种种“困惑”,不是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也不一致,只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能取得代表当代水平的思辨成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对方的东西,专家权威、三教九流的见解观点尽入囊中,不断与社会和他人发生交流与碰撞,自己潜在的东西也会不断的被激活或迸发出来,这一点很重要。
1988年,我研究中国东西部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这一专题时,先在北京访问了国家经济领导部门的权威人士和几位著名学者,然后到天津、上海、江苏听取了东部一些经济决策者,企业家和学者的意见,接着又到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西部省市听取了省长、计委主任、社科院长和企业家的意见。
个别交谈近200人次。我和这些人促膝交谈,各抒己见,思想碰撞,火花四溅,采访的过程成了相互采访的过程。
蓝澜:您为什么总是能扑捉到这些很前沿的问题的?如何具备这种很多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新闻敏感?
杨继绳: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社会奥秘之门。反复经历调查、读书、思考的过程,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撞击中,就可能有重大发现。通常说“既要积累材料,又要积累思想。”如果把材料比作砖瓦,思想就是建筑物的蓝图。没有蓝图,千砖万瓦也构不成巍峨的大厦。既要弄清事实真相,了解人们对问题的各种想法,又要对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辨分析,力求摘取潜藏在事实背后的智慧之果。
王永亮:思辨性报道是您倡导的一种文体,思辨性是您新闻报道的主要特征。您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杨继绳:过去我们有些报道简单、片面、肤浅,除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思维上犯了几个毛病。一是平面思维,把本来立体的事物看成平面的,只讲一个侧面,不讲其它侧面。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一无是处。过去在新闻界制造了不少“好典型”、“坏典型”,大多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二是直线思维,把纵横交织的客观事实当成简单的直线。表现在因果关系上,认为一种原因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三是孤立思维。把相互联系的事物有意的孤立起来。
报道一件事,不讲这件事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与其它事物的联系。报道模范人物,只讲他的个人奋斗,不讲成就他的环境和条件。虽然这种报道中的具体事例是真实的,但总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种失误都是违背了思维规律的缘故。
思辨性报道不回避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多侧面的交待事物的特征,多角度剖析事物形成的原因。它特别注重分析事件之间、事件和全局之间的联系,精心编织有关事件之间的因果网络。或用理性的思考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头绪,剥出内核,指出趋势;或原原本本的提供多侧面的情况,讲清这种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指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各种选择的困难,让读者去分析、去思考。
我写的《黑洞之底——生产资料价格透视》中,并没有对“双轨”价格进行简单的褒贬,而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它的产生、现状和发展,指出它成的种种社会结果和变成“单轨”价格的种种困难。
在《孤岛的困窘》中,我并没有批判天津火柴二分钱一盒的是非曲直,而是客观的分析这种做法的种种效应和走出困境的困难,从对火柴价格的思辨中体现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蓝澜:您在文章中说“记者的思路,记者的见解,浸润在篇段字句之中,思辨性报道很有记者的个性”,那您的文章是不是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会不会也有偏离真实?
杨继绳:事实上,纯客观报道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一条短消息中,角度的选择,材料的取舍,辞句的运用,都带有记者个人的印记。记者的主观必须尽可能的逼近客观,记者必须投身于实践之中,溶化在客观存在之中。这样,写出的报道虽然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这种主观的思辨能够比较逼近客观。
我所研究的专题一般是经过长期积累,深有感触的。围绕某一重要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力求把所研究的专题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弄的十分透彻,探求出问题的真谛,有时要花两三个月才弄清一个社会问题或现象。
王永亮:看您80年代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到技术商品、经济改革和东西部经济关系等问题,在当时视角都算是很超前的。您的《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是我国技术市场学的第一本专著,后来又出版了《技术贸易学》,也是国内这个专业的第一本。
这两本书至今还是一些大学的教学参考书。您写的《邓小平时代》和《中加社会各阶层分析》两本书,也相当深刻和前卫。我还看到您近几年发表的经济文章,也相当前沿。您为什么总是能捕捉到这些很前沿的问题的?如何把新闻敏感和学术深度结合起来?
杨继绳: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职业能够天天学习,能够向社会上各种人学习。什么问题不懂,除了读书以外,我还可以以采访的名义向任何人请教。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出过“成就三角形”的说法。即:如果把一位记者的成就比作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
三条边越长,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研究型记者的工作过程,就是调查、读书、思考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记者既要学习理论,更要天天面对社会现实。但是,理论和现实经常不一致。我们天天在理论和现实的撞击中工作。经常摄取理论与现实的撞击的火花,就能加深对现实的认识,也能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
舆论监督需要对政策进行批评、监督
蓝澜:您做了这么多年记者,喜欢这个职业吗?
杨继绳:我觉得不错,这个选择不后悔。
王永亮:杨老师,您为什么总是批评高官呢?
杨继绳::我认为舆论监督是分几个层次的,我的舆论监督之笔不会指向县乡之下。揭露几个支部书记是没有什么风险,但解决的只能是个别问题,有些事是归纪委、公检法管的,记者调查很难做到全面,甚至记者本身被人利用。舆论监督需要对政策进行批评、监督,上面问题的解决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王永亮:可能与您的思辨性笔触有关,读您的文章觉得大多都有很深的忧患意识,您是怎么看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
杨继绳:“生年不百岁,长怀千岁忧”。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忧虑的阶级。其所有忧虑,是因为他们有洞察力,能够比别人更早,更深地看到社会问题。其所以忧虑,还在于他们处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处在权力和真理的摩擦中,他们由此承受着种种精神的痛苦。
知识分子在谋生之外,有天然关心社会的价值取向。他谋生,是作为生物人所必须的,作为社会人,他的职业、他的命运、他的良心使他必须对社会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写文章、办报纸、批评时政,这些都是体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和手段。
子曰“士志于道”。这一点,“士”与知识分子是相通的,“道”就是一种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原则。他们“疾首贬时弊,挥泪书民情”。
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不畏权威是知识分子的品格。“朝闻道,夕死可矣”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态度,社会良心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社会责任和高尚追求。知识分子除献身专业之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知识分子应当承受“社会的良心”的职责。
王永亮:您退休以后还一直是勤耕不辍,著作颇丰,现在还是主要研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吗?
杨继绳::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
蓝澜:您太谦虚了。从您最初走上记者生涯,到现在已经历了这三十几载春秋,媒介在您眼中发生了那些变化?
杨继绳:改革开放20年以来,新闻事业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文革中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尊重事实、客观报道的多了,弄虚作假、主观武断的少了,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也涌现出许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于冒风险,甚至为新闻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的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进取的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
我国的传媒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功不可没。特别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闻工作者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起了先锋作用。在这以后,他们还不断从舆论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进入90年代后,国家对执政党的喉舌加强了控制,对其它报刊管理稍有放松,特别是学术性、娱乐性、服务性的报刊,由于这类报刊受欢迎,经济效益可观,一些党报也开辟第二战线。
如作为党报的《南方日报》办起了《南方周末》,中宣部直接管理的《光明日报》也办起了《生活周刊》和《文摘报》。
它们传播了大量非官方的声音。这类报刊很少有空话、套话、官话,还能大胆的反映群众的呼声。几十年的“舆论一律”开始打破。一批自由撰稿人脱颖而出。自由撰稿人当中不少是以真正的传媒知识分子的姿态工作。
但是,我国传媒知识分子的现状还不能尽如人意,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跟不上时代的诉求。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改革滞后,新闻改革必然滞后。
王永亮:那么,能否具体谈一下您对新闻改革的看法?
杨继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撰文《试论新闻事业和政治仅力的关系》指出,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权力的关系。当时,我把新闻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刚性联系,柔性联系,相对独立。
在新闻改革以前是刚性模式。在刚性模式中,新闻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政治权力的意志就是新闻的意志。在这种模式下,记者行为、受众行为,都受政治权力的控制,新闻的社会效果也会受到扭曲。显然这样的新闻事业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在文章中提出新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将“刚性联系”改为“柔性联系”。新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新闻和政治权力采取相对独立的模式。在相对独立的模式下,记者可以自由的评论政治,批评政策,分析时局,法律是言论自由的唯一界定。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舆论也应是多层次的多元模式,就是说新闻媒介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创办背景,不同的读者群。既有党报,又有非党报;既有中央报刊,又有地方报刊;既有大多数人关心的报刊,也有小部分人关心的报刊;既有官方报刊,也有半官方和民间报刊。
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都要表现出来,所以舆论也应是多元的。这多元舆论是由多元舆论主体来实现的。党报就得严格传达党的声音,党就得给足经费。政报就是政府的喉舌,就得由政府出钱。而反映民间的声音的舆论工具,就得面向社会,在市场上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当然,各种不同的声音都不能超越法律范围。
王永亮:有学者说:“党报在经济上的弱势化会导致政治影响的边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继绳: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给足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己去“创收”,要自负盈亏,作为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面对的最大压力就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利用版面创收最方便。这就出现了新闻事业的腐败。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不要让它去创收。其实,党和政府直属的新闻单位处于垄断地位,其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钩,更不能搞承包利润。至于非党报刊,就得靠市场竞争,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去占领市场。
蓝澜:现在报纸的竞争是愈演愈烈了,吃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如何保证能在市场上分得到蛋糕呢?
杨继绳:报纸要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我曾说过,办报纸要抓住“三发”:发稿,发行,发财。发稿是指报纸的内容,发财是指广告收入。这“三发”中发稿是基础。
报纸有了好的内容,就有好的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平等竞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能用行政权力强制发行报刊,所有的报刊都平等地在市场上比高下,第二是公布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而言就是收视率)。广告的效果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公开的,“黑盒子”交易变成公开交易,就有利于报纸平等竞争,有些国家在报纸一角印出当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做法可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