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史微盘 一篇文章让你了解湖南文化史:长沙也曾是国都

《湖南文化史》七十多万字,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末年和辛亥革命前,按时代与朝代发展顺序,设置八大章。本书作者,钩沉发微、广征博引,竭力收集运用各类历史文献资料;同时大量收集和使用了各种文物考古资料、口碑资科,并为各章节的相关内容,选配近百幅文物和历代书画原物图片,以求图文并茂。

一篇文章了解湖南文化史

旧石器时代

目前在湖南境内所发现的人类活动最早的遗迹,属2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可视为湖南历史的开端。

湖南的先民们,同各地各民族的先民一样,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从考古文化看,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数十万年间,湖南先民创造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并于1万年前左右率先发明人工种植稻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生活。

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的数千年中,先民们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顽强斗争,艰难地开发三湘大地,创造和发展了原始文化与原始农耕文明,而在某些方面还领先于全国,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最初缔造作出了贡献。

夏商周

新石器时代末,大约五六千年前,中国经历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大禹传位于子启,建立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的夏王朝。后在黄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区,又先后建立商、周两个王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史称东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在夏、商、西周三代,湖南虽被《禹贡》列入中国“九州”之“荆州”,中原王朝也多次“南巡”“南征”,华夏炎黄族某些支系在不断南迁,但湖南全境大体仍处“要服”与“荒服”之列,为“蛮夷”民族聚居之地。

在这1000多年间,湖南各土著族群,从新石器时代逐步过渡到青铜器时代,创造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同时商周青铜器大量流入湖南,湖南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进入北方和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和湖南本土文化已开始了交流的进程。

春秋战国

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代开始,楚国兴起于南方,湖南逐步归入楚国的版图,设置黔中郡及临湘(长沙)、舞阳等县邑,此外还有罗子国、糜子国等封君属国,湖南开始有了正式的行政建置和行政管理体制。

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楚人融合部分当地土著居民成为了湖南境内的主体居民,楚文化在湖南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沅湘间创作的大量诗篇,长沙楚墓出土的珍稀楚帛书、帛画等,均充分显示了湖南楚文化的成就,对后来的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屈原画像

同时,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下,湖南土著的“蛮”“濮”和“越”“巴”各族,开始了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和进入封建化的过程,各族原有的民族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并与楚文化一道,共同构成秦汉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湖南古代文化之源。

秦汉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和秦、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建立后,湖南各民族进入了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三湘大地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秦在湖南置长沙、黔中、洞庭等郡及临湘(长沙)、罗、武陵、益阳、湘南、郴、耒阳、零陵等县。两汉时,湖南分置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国)。另有湘南江华、江永等部分地区,属于苍梧郡。

秦汉王朝,特别是两汉,政治上开创和初步发展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全国统一的汉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空前繁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初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秦汉400多年间,由于国家的统一,南北交流的加强,湖南封建经济和文化同样获得显著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和长沙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水平。

正是在此期间,湖南已“华夏化”的楚人,及部分原土著居民与南下的华夏族人逐步融合,形成了湖南的汉民族;同时楚文化和土著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吸收与融合,在湖南开始形成自有特色的古代湖湘地域文化。

以蔡伦、胡腾等为代表的湖南古代人才,初露头角,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出了贡献。而长沙国太傅贾谊,长沙太守张机,政绩斐然的桂阳太守卫飒、茨充等,这批早期入湘的中原和外籍名人,又积极促进和影响了湖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 贾谊画像

三国魏晋南北朝

从220年至589年,中国经历了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在这数百年间,国家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政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而北方和中原地区尤甚。但在国家和民族不断动荡、变迁中,周边民族同中原民族、北方民族与南方诸族,相互间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却得到进一步加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日益发展壮大,经济社会仍有新的发展,而文化科技方面的发展和成就更为突出。

在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最初魏、蜀、吴争夺湖南四郡,又一度以资江为界,湖南东部属吴,西部归蜀汉,而后湖南全境均归入孙吴。西晋曾短期统一。后湖南又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诸王朝。这一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南迁,湖南相对而言受战祸兵燹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因此湖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发展,文化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较为突出。

如,在湖南古代历史上产生了以桓阶、刘巴、蒋琬、黄盖等为代表的第一个人才群,出现了第一位史籍有载和作品传世的诗人阴铿,出现了湖南最早的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的哲学家罗含,还有一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玄学”家、史地学家。道教、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湖南,深刻影响了湖湘古代文化的发展。

△ 黄盖影视剧形象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时期,虽历经农民大起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政权更替等,但李唐王朝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帝国,曾维持了近300年。由于长期政治统一,国势强盛,经济社会和文化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在盛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一段特别辉煌的历史,对后世影响甚大,以至时至今日,海外仍多习称中国人为“唐人”。

湖南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在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古代湖湘文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诸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欧体”书法的创造,湘籍僧人怀素“狂草”的成就,由欧阳询主纂的《艺文类聚》大型类书的问世,刘蜕、李群玉等人的诗词创作,长沙铜官窑瓷器釉下彩技术的发明,佛、道二教在湖南所得到的弘扬和发展等,无不显示出湖南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毋庸讳言,与中原及东部地区比较,当时的湖南还存在差距,中原王朝仍视湖南为蛮荒瘴烟之地,故常常成为朝廷“罪臣”贬谪之所。

但也正因如此,王昌龄、元结、阳城、刘禹锡、柳宗元等都先后谪迁湖南各地为官;李白的“流放”地“夜郎”地处湘黔边,他两次历游湖湘;韩愈贬连州,与湘南毗连,他一度逗留于湖南;杜甫晚年失意落魂,湖南成其最后的归宿地。

这样一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文豪以至“诗仙”“诗圣”,集聚湖湘,都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当地的“兴教”“化俗”及其诗文创作活动,对湖南文化的发展兴盛和风尚传统的演化、提高,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我国其他文化区域是极为少见的。

△ 杜甫画像

五代时期,马殷入据湖南,以潭州(今长沙)为首都建立楚国。这是湖南境内历史上唯一的以长沙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近60年间,马楚政权大体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加之经济方面采取了奖励农桑、注重水利、加强“茶马交易”等诸多措施,文化方面则组建“天策府”,广收入才等,这促使湖南的经济和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能继续有新的发展。

北宋、南宋时期,是中国也是湖南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相对弱势的王朝,特别是北方有辽、金政权与之对峙,长期相互争战。但它继“五代十国”分裂之后,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推行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等政策措施,还曾一度进行某些改革,这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而在文化发展方面,还出现了一些繁荣的景象。如“宋词”继“唐诗”而兴起,欧阳修、苏东坡等一批诗文大家的涌现;二程、朱熹等名儒的出世,与“理学”的创立和传播;留名后世的宋代“四大书院”,与书院教育的推广发展等等,均可圈可点。

△ 朱熹画像

在两宋时代,湖南随着各地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发展速度的加快,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湖南是宋代理学的最初策源地,其开山大师就是湖南道县的周敦颐;继之,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讲学传道,朱熹、张栻在湖南的“会讲”和办学兴教,作为理学“南脉”的“湖湘学”开始兴起;书院的发展,“四大书院”中长沙岳麓、衡阳石鼓即据其二。

△ 岳麓书院

在其他的文化领域,如文学、艺术、经学、史地学、宗教等,宋代湖南也均有足以称道的成就和贡献。此外,由于宋王朝“开梅山”、治理“南北江诸蛮”,对湖南原土著民族地区进行开发,这些土著民族所保持的民族文化,在宋代也开始引起关注。曾为官辰州(治所在今沅陵县)的朱辅就其所见所闻,特撰写《溪蛮丛笑》一书,第一次系统记述了沅水中上游古“五溪”地区的民族风土人情。

元代,入主中原王朝的蒙古贵族统治者,所奉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以及经济掠夺政策,对全国和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和元朝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取、建立行省和完善地方行政体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政策措施,均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如对先朝的某些典章制度,对传统儒学和佛、道二教,以及科举选士等,基本上均加以继承、利用,有的还有所发展完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继续发展还是有利的。

而元王朝统治地域空前的扩大,南北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东西各民族交流的加强,更对湖南和全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元曲”的产生和发展,堪与“唐诗”“宋词”媲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元代的一大贡献;与佛、道二教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更为多元化。

古代湖南文化在元代数十年间,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宋代列为“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得到恢复重建,再度兴盛;在文学、史学方面湖南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翰林学士、编修辽宋金三史的总裁官欧阳玄,即其中杰出代表;“工散曲”的冯子振则是中国南方少有的著名词曲作家;曾世荣在中国传统医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足以称道。

△ 石鼓书院

明王朝继承了元朝的大一统局面,延续了近300年的统治。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明前期所采取与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完善行省和地方军政体制、整顿吏治、奖励垦荒、劝课农桑、兴学重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新的发展。至明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起来,在东南地区某些手工行业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文化领域,诸如各级官学和书院教育的大发展,取代宋“程朱理学”的“阳明学”(“心学”)的创立和传播,《大明会典》、历朝《实录》和《大明一统志》等大型典籍的编纂,宋濂、王袆、方孝儒、李东阳等人的经史著述和古文诗词成就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 《大明会典》

元末明初的战乱,曾造成湖南地区人口的大变迁。原汉唐以来的土著居民大量流失,江西、江浙等地人口大批迁入,史称“江西填湖南”。这些外地移民的进入,对于湖南经济的开发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影响甚大。近代学者谭其骧、林增平都曾注意到“湖南人”的性格和湖南文化中这种“移民”因素。

在明代,湖南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较大增加,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生产获得很大发展,以至在民间产生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文化领域,官学和书院教育较宋元更有发展,经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才较宋元大为增多;刘三吾、茹瑺、夏原吉、李东阳、杨一清等一大批人才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是明代官高位显的政治人物,而且也都为湖南颇有成就的文学家、经史学者;湖南长沙等地和岳麓等书院,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及王门弟子,传播和弘扬“阳明学”的重要场所;明代《实录》《会典》等典籍的编纂,都无不汇注了湘籍人士的大量心血。

进入明代后,道教趋于衰落,湖南与全国均如此,但佛教获得继续发展,伊斯兰教也开始在湖南传播。

由于土司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对“苗疆”的武力镇压和“边墙”封锁,湖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消极影响。但在明代数百年间,随着宋元以来土家、苗、侗、瑶等单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湖南境内的这些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

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明代逐步形成的那种发展势头,曾一度受阻。但在清代的前中期,清朝统治者还较有作为,特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时,文治武功达到鼎盛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经济得到继续独立的发展。

文化发展方面,大规模的“文字狱”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整体上看满族统治者还是注重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儒学,重视教育,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又再次获得新的发展,经历了它最后的繁荣时期。

在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和南明势力的反抗,以及吴三桂的叛乱相继平定之后,湖南社会一直相对以较安定,经济又有所发展,古代湖南文化也再次呈现某种兴盛繁荣的的局面。

各级儒学和书院的增修、新建为数不少,各类义学的大量设置,尤其是雍正时湖南单独设立行省与湖南、湖北乡试分闱之后,学校教育和科举业加速发展,湘籍进士、举人大量增加。湖南的传统经学和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湖湘学”,史地学、古文诗词创作、书画艺术,以及医学等,在清前中期均得到了发展。王夫之的哲学、史学巨著主要都是在清前期完成的。

此后,李文炤、王文清、陈鹏年、罗典、黄本骥、陶澍等,湖南一批儒士名臣和汉学家、诗文作家、史地学者,还有画家髡残、医学家周学霆等,在清前中期相继著名于世,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传世作品,无不促进了湖南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佛、道二教总体上已逐渐衰落,但南岳等地的名寺古刹和著名道观,入清后依然香火兴盛,出了一批高僧、名道,以及在佛、道学研究上作出成绩的世俗“居士”。清前中期湖南新建的清真寺不少,伊斯兰教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外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清前期开始传入湖南。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开拓“苗疆”,设置经制府、县(厅),并普遍兴教办学,还实行某些优惠政策,土家、苗、侗、瑶等民族的文化也有显著发展,同时习俗风化开始发生了某些新的变迁。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继之,是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清政府与西方和日、俄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从此,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被阻断,一步步被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型时期。

在清后期的数十年间,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最终被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遭到扼杀,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但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国家民族濒临危亡关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经济势力和西方文化侵入,“洋务”和近代工业的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逐步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和演化。

由于地处中国内陆,湖南直接受列强侵略势力影响和进入近代化进程的时间,较东南沿海地区为晚。但近代湖南的历史发展却很有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湖南前所未有近代人才群体的涌现,他们直接影响了湖南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

一方面,湘军的勃兴,以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为代表的一大批湘军将才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位高权重,以“忠义”相标榜,这更加重了湖南的保守和守旧的倾向。而这批湘军将才们,多出身儒士,精通经史,工于诗文,在经学、文学、教育等方面,都颇有成就和贡献;有的还注重向西方学习,率先投身“洋务”。这对湖南近代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 曾国藩画像

另一方面,湖湘学的经世思想传统与近代思潮相结合,最先产生了力主维新变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家魏源,其后湖南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维新变法志士和民主革命先行者。致使戊戌变法前后湖南走在维新变法的最前列,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之一。

而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惨遭杀害,更促使陈天华、唐才常和黄兴等湖南和中国革命志士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正是他们引领着湖南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此外,王先谦、王闿运等,政治上虽趋于保守,但亦属近代难得的人才,他们在传统经学、汉学和史地学等学科领域均有突出成绩。

△ 魏源画像

宗教方面,清后期的湖南亦颇为人们关注。随着与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进入湖南的传教士日益增多,天主教、基督教势力在湘迅速发展,加之部分传教士和教会人员,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导致教群矛盾激化,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反洋教和捣毁教会事件,史称“教案”。湖南是发生教案较多的地区。湖南所发生的“教案”,特别是周汉的反洋教斗争,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趋势的发展,各地各民族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习俗风尚受到冲击和影响,也在较快地发生一些变迁与演化。这在清后期的湖南,同样也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