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有多漂亮 1966年孙维世坦言知道江青太多事 肯定会整她

核心提示: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 “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

本文摘自:《我这九十年》,作者:任均,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她让我烧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自己把一些画儿和毛主席的照片设计成剪纸图案,再剪出来,弄得挺好的。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

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

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

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

”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

”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

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文革”,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

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