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年的女儿 永不磨灭的军魂:记越战时期的张万年梁光烈
1979年3月我在中国战略总预备队武汉军区司令部服役,任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二科任文件呈批秘书,驻地在武汉市武昌何家垅大院。我区当时有第54军(配属一个坦克团)、第43军(配属一个坦克团)和第20军三个军作为军委的战略预备队(我区当时还配属有军委炮兵的炮2师,还有坦克11师),其中,第54军、第43军全建制参战,第20军只有陆58师参战,故称我区的参战部队为两个半军。
在战争期间,我亲自参与了战争动员,部队调动,及协助我区司令部作战部完成执行总部下达的征集我区各部队的火焰喷射器的命令。总部当时征集的全军各部队火焰喷射器达数千具供前线部队围困与攻击钻洞之越军。
17万中国陆军在短短的两星期内占领了越南在抗日抗法和抗美战争50年惨淡经营的北部边界根据地,特别是中国自秦始皇灭亡交指进入越南的门户凉山陷落之后,越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所谓的几个越军王牌师都成了惊宫之鸟,溃败一泄百里,凉山市向南通往首都河内的公路上到处可见丢弃的越军女兵的三角内裤。越军据守河内的几个师已准备弃守南逃。越南外交部通知各国驻河内的使馆使用煤油灯照明,并作好南撤准备。在南越丛林里的原南越政府军的残存游击队也作好了配合南下之中国军队的内应。
我清楚地记得此前,在武汉军区第二政委严政动员第二梯队战略预备队之后,王牌主力地54军的军长韩槐智和43军首长单独留下来,信心满满地对严政委说:“我们两个军一个月之内就可以荡平整个北越”。
听到他们的豪言壮语我真为他们的雄心壮志高兴,而战争中他们所率之部队的确起到了中流坻柱的作用,在突破越军防线时,并未象前不久有冒充知情者所宣染的那样造成部队过大伤亡,反而是我军伤亡与越军正规军伤亡比例呈一比五,我战略预备队力挺一梯队,如助42军打开与占领突破口,攻克同登、高平,携助友军在占领区反复围剿钻洞越军,在55军之前总结出了“小群对分散,围困对钻洞,伏击对偷袭”的经验。
我接到总参三部六局转来的红字头战报说,越第二军区司令武立惊呼“真没想到中国军队的炮火猛烈程度居然超过了美军的B52地毯式轰炸!”。
在凉山,在占领了该市外围北侧的制高点之后,广西前指调动布署了23个炮兵营以2小时火力急袭凉山北市区,炮火炸点密度达每平方米三发炮弹,越军两个营还在睡梦中就被炸飞去见阎王,着实为初战时广州军区的第42军打开突破口所受的损失出了一口恶气。
部队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奇穷河,一鼓作气占领了凉山南市区。至此,我军已“完全打开了越南亡国的门户”(武元甲语)。此前,因反对越南政府背叛胡志明的意志反华的亲华越南领导人黄文欢也准备待越南变天后回越南主政。
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对越南采取的这一武力打击,美军当时曾向我军秘密提供其军事卫星所侦察到的越军情报。前苏联也不敢真动,边界陈兵近百个师平均满员率仅达三分之一。这一切本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一悬念之间华国锋与老邓就可决定征服越南,但历史弄人,他们下令撤军。
秦始皇平交指收为中国一郡之功尽失,中国也因此丢失了中南半岛越老柬的势力范围,以至衍生出今日之中国南海这个中国的内海的主权之争的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但今天历史也可重演,近日闻越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多人,且扣押5名中国鱼民,令人愤慨。如越南想重温旧梦中国在在仍可以武力解决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恶邻。
补充:我亲身经历的1979年对越还击作战的回亿二三事
1979年2月,当时武汉军区的第54军(全建制,后被用于许世友的广西方向而没有跟我区杨司令在一起,第54军支援第42军,但使用中的第54军是以师为单位分散配置,对此韩槐志军长对许不满,我认为韩军长是对的)、第43军(全建制,用于广西方向,张万年时任43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以及第20军的陆58师作为军委的战略总预备队接受我军区第二政委严政(而不是第一政委王平)作战前动员。
之后,部队开往广西前线。
我区之第54军军长韩槐智前往广西前指见许世友受领任务时,由于属许的广州军区之第42军啃了硬骨头,打突破口时,第42军的一个团遭越军阻击,许正在发脾气,许世友站在韩军长面前,用两个拳头狠狠地砸在地图上的第42军突破方向,说:“给我狠狠地打!
”,韩军长说:“坚决完成任务!”之后,其他参谋人员就示意韩军长退出了。那时,我是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二科秘书,我的同僚还有秘书周正友(自第20军调来的)、王勇(信阳步校毕业生)、机要秘书张守纪、耿丽等。
二科科长王化炳、副科长容华(同我一样也是自第54军调来武司),其中,王化炳工作能力极强,对部下关爱有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科科长童小青,副科长袁福有。袁福有是军区第二政委严政的秘书,他人很好,是我的挚友,另外,我区孔庆德副司令员的秘书刘华林也是我的好友,在他78年夏回河南老家探亲时,我曾代他任孔庆德副司令的秘书一个月,随孔副司令赴湖北“沉湖”农场出差。
我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马国瑞、副主任吴德培、张存忠。司令部参谋长郑志士(70年代初曾任第50军军长,第50军原驻防四川成都)、副参谋长唐皎、王子修,还有一位崔副参谋长。我离开武司后曾与王化炳科长有过书信往来,也曾见到过随严政委去北京办事的好友袁福有。
但是,自从武汉军区被总部撤销以后,原我区的第54军划归济南军区,我区司政后机关被拆散,一部划归广州军区,另一部划归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全部划给济南军区。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济南军区其实就是换了一块牌子的武汉军区,因为济南军区三个军有两个就是武汉军区的(20军、54军),济南军区的负责人也大多由原武汉军区人员担任。
听说王化炳科长不愿远走广州军区,留在了湖北省军区,曾任孝感军分区副政委,可是,我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因信,好友袁福有、刘华林也因信全无,今天我们更是天各一方,要想会一会友真是难上加难。
关于我军参战部队在撤退时部队遭受损失,实在是通信器材装备落后所造成的。那支200人的部队是第50军陆150师的一个加强连,没接到后撤命令。这是全军后撤时唯一遭受的损失。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如此,这个连也是死打硬拼,宁死不投降,最后被俘的50几人大都是受重伤者,另有50几人分散突围成功回国,剩下的近百人全部战死。
但不公平的是这些交换战俘回来的(我军被俘人员回来时,全部是受重伤被越军用担架抬回来的,而越军被俘人员无一人需担架抬,活蹦乱跳地被释放回越南)50几人本来应看成是英雄,却被华国峰下令歧视为“右倾保命”,战后,他们也象朝鲜战争时的被美军释放归国的我军战俘一样,回国后就遭到歧视。
这一点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也很类似,凡是活着回去的战俘都遭怀疑与歧视。恐怕是受到了儒家的“杀身成仁”的中国封建传统的消极影想。
这个加强连是第50军陆150师的所属部队,而不是网上有人乱讲的第42军所属部队。第50军的前身是原国民党军,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春向我军投诚后被改编的东北“剿总”郑洞国的部队,其一部曾参加二战时的“昆仑山战役”,在“昆仑山战役”中,参与了歼灭日军所谓王牌“钢军”,曾在南京制造大屠杀血案的日军谷寿夫第5师团第21联队和日军的台湾师团,声威震憾日军。
在朝鲜战争中,第50军曾参加著名的汉江阻击战,受到了彭总的嘉奖。
在朝鲜战争中,第50军在参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负责在交通线上护路,遇有美军飞机轰炸就向天鸣枪报警,成功地粉碎了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薇将军的“绞杀战”。但是,第50军在对越还击作战时却运气不佳,后撤时丢失了部队,受到总部派遣前往从事战评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将军的批评,结果,战后百万大裁军时首当其冲,被总部裁掉。
但第50军首长与其他各参战部队首长一样,对总部撤退命令下达过急,令参战部队措手不急相当不满。
战后,1979年8月的一天,我们司令部办公室的机要秘书耿丽告诉我,有一位军委看好的新上任我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张万年来了,要在司令部办公室看文件(大部副职首长只有耿丽一人负责,并无专职秘书),我正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值班室值班,看到张十分和蔼可亲,不象其他副参谋长那麽威严,内心有几分尊敬。
我当时想,这位张副参谋长将来一定勘当大任。果然,张万年后任54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济南军区司令、总参谋长。后任军委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军委主持常务工作,并分管作战、人事、纪检。
另外,当时我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梁光烈(后调任我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随我区杨得志司令赴云南昆明前指,由于杨司令在抵达的第二天就病倒了,用飞机送往北京(病好后就留在北京,被总部任命为总参谋长),所以,实际上是梁光烈 在代杨司令指挥云南昆明前指,美苏和越南还以为一直是杨在指挥云南方向。
由于杨指挥过朝鲜战争,越南人很怕他,因此梁光烈顶着杨的名字,令越南人不敢在云南方向造次。有一个秘书,也是自54军调来的,他那时任军区吴瑞山副政委的秘书,他嘴巴太大,把杨司令在前线病倒之事在我们秘书科打电话时对外说,被批严重泄密,遭处分。
由于梁光烈作战指挥有方,战后也被总部看好。梁光烈后任20军军长、54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沈阳军区司令,南京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现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军委分管日常事务和作战。
当时我武汉军区司令员是王必成、第一政委王平、第二政委严政(秘书袁福有)、副司令员周世忠、孔庆德(秘书刘华林)、林维先、副政委吴瑞山、萧永银、副司令员李光军。1978年11月,在我区杨得志司令员被总部派往云南昆明前指后,总部把昆明军区的王必成司令员调往武汉军区任司令员,跟随王司令来的秘书是童小青,童后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一科科长。
在参战部队中有一位第54军陆160师副师长,他的英名叫:张自信,应该特别纪念。他把他的儿子在战前送往陆160师主力团步兵第478团的尖刀连三营9连的尖刀班当战士,这是张自信副师长的独生子,他的这个儿子在对越反击战中英勇作战,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人不应忘记这位伟大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