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谢林如何讲授近代哲学史?

培根和笛卡尔之比较。假若我们按着编年的顺序追溯近代哲学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必须把培根放在笛卡尔前面,因为前者出生于1560年,而后者则是出生于1596年。培根是近代经验论的开端,正如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开端。

除此之外,培根的主要著作(人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这个)和笛卡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通过他的新原理而闻名于世)的最初著作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这两位伟大的著作家之间,很难说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因此就事情本身而言,二人是并列的——培根对于经验论的革新和笛卡尔对于唯理论的革新是同时进行的。

因此就近代哲学史的开端而言,唯理论和经验论并驾齐驱,直到今天都还保持着一种平行的关系。在人类精神的历史里,人们很容易察觉到一些殊途同归的伟大精神之间的某种同时性。

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培根和笛卡尔。二人的共同点在于摆脱经院哲学。培根所反对的其实不是后来的唯理论,而仅仅是经院哲学的唯理论。而笛卡尔和培根一样,也希望用所谓的实在哲学来反对经院哲学——首先有经院哲学和实在哲学的对立,然后有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

笛卡尔的最初的准则必然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即是事情或对象本身通过自己的运动产生出科学,而不是像在经院哲学那里一样,仅仅通过概念的主观的运动产生出科学。而这恰恰也是培根想要的结果。培根的哲学也是一种实在哲学,因为他不想从概念出发,而是希望从各种事实——亦即经验中被给予的事情本身——出发。

如果人们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二人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因为在培根看来,就像他清楚指出的那样,归纳其实还不是科学本身,而仅仅是通向科学的一条道路。对此培根说道:“我听任那些经院哲学家去研究三段论;三段论以众所周知的和信以为真(被认识到为真)的原则为前提。

”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真正说来,只有当人们已经得出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原则,才开始使用三段论,所以真正说来,三段论在那些从属科学里面比在哲学里面更重要,而哲学则是那种寻找普遍原则的科学。

——培根说:“我听任经院哲学去研究三段论,而三段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已经以一些原则为前提,而这些原则恰恰是我寻求的东西;因此我坚持采用归纳的办法——不是那种最低级的、基于单纯的列举而进行的归纳(比如当我们之前列举使徒的情况来进行论证的时候),因为这种归纳有一个缺点,即哪怕是最细微的相反事实都可以摧毁结论;我坚持的是这样一种归纳,它借助于一些正确的、准确的排除和否定,使我们能够更加轻松地把必然的事实和无用的事实区分开来,然后把前者缩减到一个很小的数目,进而把真正的原因限定在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之内(包括发现这个空间)。

从这些归结出来的(缩减到少量的)事实出发,始终在归纳的指导下,我将一步一步地、而且非常缓慢地上升到一些特殊命题,然后从这些命题出发上升到一些中间命题,最后从这里出发上升到principiis generalissimis et evidentissimis [那些最普遍和最清楚的原则]。

”——培根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发现那些原则之后继续说道:“我立足于这些原则,就像立足于不可动摇的根基,既然如此,我将在我的思想中勇敢前进,无论是提出新的观察,还是当观察不能进行的时候,将其完全抛开(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可能观察到的问题或对象,就按照已经发现的最普遍的原则来作出裁断);我既开始于怀疑(因此和笛卡尔一样),亦将终结于确定性,并在逍遥学派(即经院哲学家)的独断的哲学和怀疑主义的动摇不定的哲学之间保持一条正确的中间道路;前者开始于它应当终结的地方(即普遍的原则),而后者则终结于它能够开始的地方(即怀疑)。

”

也就是说,培根在根本上和笛卡尔完全一样,最终也是追求一种进步发展的哲学,只不过他认为,这种哲学应当通过归纳以回溯的方式奠定基础。培根根本没有像他的后继者(尤其是洛克、大卫·休谟等感觉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拒斥普遍的原则。

毋宁说他恰恰希望通过归纳而达到一些普遍的原则,而且只有从这些原则出发,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才能达到确定性。诚然,培根没有突破他的奠基工作,没有进入到科学自身之内。但笛卡尔同样也是如此,因为真正说来,他同样也是终结于他本来有可能开始的地方,即终结于最高者,终结于上帝,而上帝仅仅是一种逐步推进的科学的开端。

培根和笛卡尔都反对经院哲学,都在追求一种实实在在的哲学。只有当涉及那个最高的概念的时候,双方才决定性地分道扬镳;一方面,笛卡尔希望通过一个先天的论证表明,那个概念独立于一切经验,因此也独立于他自己的出发点(即“我思考”这一直接的事实),于是他成为先天哲学或唯理—先天哲学的鼻祖,另一方面,培根无疑认为,最高者也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