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名言 忆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经济学

洪永淼(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人物名片

王亚南,1901年生于湖北黄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原厦门大学校长,1969年去世,享年68岁。

王亚南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达17年。我作为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培养出来的后学,不仅受益于他所奠定的深厚学术根基,更感到他的治学方向、科学精神、办学理念,已经积淀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蕴,沉淀为一种穿越岁月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思考为学与为人的方向。

带有革命意义的挑战

王亚南先生的学术生涯起步不易。那个年代,不仅战火纷飞,而且欧美学派统治旧中国的经济学论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被公开指斥为学术异端。但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却矢志不渝。

很多人都知道,先生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与郭大力先生一起,最初栖身于杭州大佛寺中,历时10年,终于在1938年完成了《资本论》三卷本的翻译。从那时起,才有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传播。

但先生不像一般的翻译家,一本书翻译完了也就罢手,而是把《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如他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先生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是在实践的应用的过程上形成的科学;是要在实践的应用的意义和要求上才能正确有效地去研究去理解的科学。”实践的观点,在今天已相当普遍相当深入地成为人们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在西方学术统治理论界的旧中国,先生这个观点,对旧经济理论界是一个带有革命意义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原论》导言中,先生说过的话至今发人深省:“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是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现实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至是妨碍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性质的障碍。”

首倡“中国经济学”概念

在经济研究方法上,王亚南先生最鲜明的主张,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极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加以有效的活用”,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先生曾经讲述,1940年在中山大学给经济系学生讲授高等经济学时,因为是选用李嘉图的大著《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为讲授底本,学生听来感到枯燥、沉闷和厌倦。后来联系中国经济实际,学生果然活跃起来了。干脆抛开李嘉图的书本,全部讲中国经济问题时,引起学生极大兴趣。先生从此立志要“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那就是,我们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造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

先生主张的“中国经济学”,任务就是要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他认为科学当然不应该筑起民族藩篱,但每种科学的具体应用都应该联系具体实际,因而建立以中国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必要的。

因此,他提出我们不能光借鉴外国科学,应进行“自我研究”,建立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逃避的责任。”《中国经济论丛》、《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等著作,就是这种研究之成果。解放后先生在厦门大学倡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和创办《中国经济问题》杂志,都与他先前一贯注重研究中国经济实际的主张一脉相承。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他的晚年曾叹息:“可惜,亚南同志比我们先去见马克思。如果他还健在,一定会像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那样,作出新的贡献。他对中国国情是有研究的,是有创见的。”

求真求实的学术风范

1943年夏天,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在中山大学访问王亚南先生。在小镇的一家小旅馆里,宾主两度长谈,临别时,李约瑟请教关于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问题,先生坦陈平素没有研究,未曾作答。但李约瑟的提问却引起了他的深思,促使他以后花了5年时间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著名的《中国官僚政治》一书的由来。这一著作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之手法,由抽象到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提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堪与《中国经济原论》并称姊妹篇。

先生求真求实的风范不仅见之于他的学术研究,也见之于他的教育理念中。早在50年代初,他就认为综合高等院校中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必须纠正过来。他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主张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风气。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事迹,曾被著名作家徐迟赞誉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在其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过生动记叙,广传为教育界的美谈。

在纪念王亚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先生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