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留根得罪了谁】郑州黑社会老大宋留根

宋留根，高中文化，郑州“黑道教父”，也是中原商都众多批发市场的垄断者。他依靠血腥暴力、垄断市场疯狂敛财，所掌控的郑州最大的托运公司“恒业运输有限公司”，年利润高达4000万元到5000万元。在恒业公司运作的近五年时间里，宋留根等骨干成员疯狂攫取了超过2亿元财富，也由此成为黑帮社会的“亿万富翁”。2003年8月2日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郑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后被判处死刑。

人物简介

宋留根，曾用名陈亚军，原系河南省郑州恒业运输有限公司股东。以宋留根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是50年来河南最大的犯罪集团，他们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郑州纺织品大世界、郑州二环支路果品批发市场等，获取非法经济利益。2003年7月，宋留根团伙100余人陆续落网。2004年7月13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19项罪名，对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等62名涉案人员提起公诉。

经法庭审理，宋留根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以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黑道生意

几大生意暴利惊人

据郑州警方调查，柯桥“中国轻纺城”至国内各主要城市布匹托运的费用，根据运输距离基本维持在每公斤0.2元-0.3元，单车运费(每车载重60吨)在一万 -两万元。

但宋留根犯罪团伙控制的柯桥至郑州的1330公里线路中，每公斤费用却为0.6元，单车运费高达3.6万元。仅此一项，纺织大世界每家商户每年就比周边城市的同行多负担近4万元的托运支出，而宋留根等人每年违法所得金额就在3000万元以上。

卸货费翻两番

高额的卸货费用也是商户不得不承担的又一项负担。一般情况下，柯桥、广州等地进郑州的卸货费用为单车600元，单件2元，但宋留根独家垄断的卸货站，卸货费竟比正常情况下高出2.5倍。市场内的三轮车运货都由郝洪山控制，控制前一包货仅0.5元，控制后每包竟高达7元。

成立公司洗钱

1998 年10月，恰逢铁路部门实行行包专列个体承包经营。抓住这一机会，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联手创建“创业货运公司”。1999年，3人又勾结王鉴出任公司股东，进行承包经营。公司当时已经在郑州、广州两地建立30多个运输网点，遍及两地各大批发市场。有正式员工近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宋留根集团的骨干成员。

从1999年起，“创业货运公司”利用其对铁路行包专列的独家垄断地位，实现巨额盈利，年获利在2500万元以上。2000年该公司更名为“恒业运输有限公司”。对比铁路货物运费，同类货物在广州运至郑州，如鞋类，国营铁路是每公斤0.23元，创业公司是每公斤0.7元;服装，国营铁路是每公斤0.24 元，创业公司是每公斤0.8元。

创业公司承包的对开行包专列郑州-广州线路的3节车皮，每天获利在15万元以上。据此估算，每年该公司至少获利5000万元以上。而按照承包合同，每公斤货物运输成本还不到0.1元，其间暴利令人咋舌。同时，宋留根一伙还充分利用该运输线路，大肆从事香烟、盗版光盘、汽车的走私活动，甚至铤而走险贩运毒品。

兴起与覆亡

篇一：黑帮出笼

以流氓手段掘到“第一桶金”

1993年3～4月份，宋留根、马献洲等刑满释放分子混迹于郑州市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发现一种叫“麻纱”的布料非常好销，便找到生意做得好的商户王郑光、王新春，要强行加入，王郑光、王新春被迫同意了。

为达到垄断经营目的，他们不准市场内其他商户再卖这种布料，谁卖就掀谁的摊儿，是外地商户就把他打走。

3个月后，宋、马及二王每人分得两万元利润。他们就这样以流氓手段掘到了第一桶金。

如果执法部门从这时起就严厉打击宋留根欺行霸市的行径，宋留根就成不了气候，后来的宋氏黑帮也不会形成了。

执法部门当时为什么不打?因为按一般治安观点来看，这种流氓寻衅滋事行为，介于违法和犯罪之间，即使有人报案，派出所受限于警力紧张等条件，也不会重视。

同时，批发市场属于初级市场，是由一个个单独的商户组成的，犹如一颗颗的散米粒，彼此之间互不隶属，缺乏组织，守望而不相助，最容易被各个击破，整体控制。

在社会秩序控制薄弱、缺乏公共安全保障而又有利可图的地方，黑社会就要乘虚而入。1995年3月，当友爱路市场搬迁到纺织大世界后，宋留根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干这件事。他网罗一批打手，瞄准了有厚利可图的布匹托运市场。

3个首领都有血案在身

在这之前，宋留根策划了一次重大行动。

当时，友爱路的“布料大王”名叫冯双亭，外号“小丑”，是郑州西郊的黑老大。就连宋留根也得在“小丑”下手接活，免不了受其欺负。

1993年5月，宋留根的小弟杜建国跟“小丑”的手下蔺明河吵架，蔺明河捅了杜建国一刀。

宋留根脸上挂不住了，要去打蔺明河。但商户出身、知根知底的王新春却说：“你要打蔺明河，还不如直接干掉‘小丑’。不然，我们就没法在友爱路立足!”

一个月后，宋留根找了两名安徽杀手，令妹夫陈华带着，在郑州干掉了冯双亭。作案后，陈华很快被警方抓获，但两个安徽杀手却跑得无影无踪。宋留根也跑了，毕竟这是杀人血案，宋不可能不害怕。

风声不甚紧时，宋留根就花钱四处托人，想把陈华捞出来。1996年4月，陈华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宋留根赶紧找到陈华，跟他订了攻守同盟。之后，宋放心了，大摇大摆地回到郑州。

冯双亭死后4个月，1993年9月3日，宋氏黑帮的二号人物马献洲在街上吃饭时，遭遇冯双亭的手下李平、杜文生。双方骂将起来。马献洲操起路边饮食摊上撑伞的钢管，活活砸死了杜文生。

1996年9月，宋氏黑帮的三号人物—“军师”郝洪山怀疑手下小弟刘宏杰向对头提供情报，指使打手将刘宏杰灭口。之后，郝洪山出钱让张广明跑路，并亲自找到刘宏杰的家人，商量以10万块钱私了此案。

至此，宋氏黑帮的3个首领，都背负了人命血案。这些杀人案得不到及时侦破，可谓后患无穷。它使杀人者放大胆量，有恃无恐，使老百姓尽皆骇然，对治安形势不敢抱任何希望。

篇二：“做大”的伎俩

“以黑护商，以商养黑”

黑社会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暴利。因为黑社会干的是刀头舔血的买卖，拿生命做赌注，如无暴利可图，不如不做黑社会。

现今国内黑社会暴利的来源，通常有两条途径：一是做非法买卖，如走私、贩毒、拐卖人口、杀人越货等，二是做正当生意，但要以暴力手段镇压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夺取垄断地位。

因此，国内黑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一般都集中在这两个领域，视自己的先天条件不同而各有侧重。比如宋氏黑帮也做过走私、开赌场等非法买卖，但只是偶尔为之，他们涉足最多的还是正当的生意领域，即郑州的各大批发市场。

做正当生意而欲取得垄断地位，宋氏黑帮凭借的是“7种武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杀人及故意伤害、强迫交易、非法拘禁及绑架、抢劫、敲诈。

其中最主要的武器是“寻衅滋事”和“聚众斗殴”。在警方已查清的宋留根团伙犯罪案件中，涉嫌犯罪次数最多、犯罪人数最多的就是“寻衅滋事罪”，其次是“聚众斗殴罪”。而“抢劫”和“敲诈”这类不成气候的犯罪团伙最容易采用的手段，宋氏黑帮反而很少涉猎。说明该团伙主要着眼于长期垄断和控制市场，以取得稳定的收益，而不屑于零敲碎打的“抢劫”和“勒索”。

这也是当代黑社会与古代黑社会的不同之处。古代黑社会，梁山好汉那一类，干的是杀人越货、劫富济贫(实际是济自己)的买卖。现在的绿林强贼大不相同，他们做黑社会是为了做生意，所谓“以黑护商，以商养黑”。

“寻衅滋事”制服普通商户

“寻衅滋事”针对的是普通商户。宋留根刚进入市场时，自然不会有多少商户买他的账，宋氏黑帮便使用武力解决，一顿打下头来，不怕你不百依百顺。

1995年3月，宋留根找到郝洪山，商量合伙在柯桥开办托运部(纺织大世界的主要货源地在浙江绍兴的柯桥镇)。托运部开起来后，3个多月没生意。于是，郝洪山便去柯桥，与宋留根、马献洲一起到郑州商户密集的旅社开会，动员商户们到他们的托运部托运货物。

郝洪山回到郑州后，安排手下监视郑州的商户，发现谁不在他们的卸货站接货，就把商户的摊位、名字记下来，报告给宋留根、马献洲，让他俩安排打手制服这些商户。

从此就不断有商户遭到宋氏黑帮的打手袭击。1995年12月的一天，宋留根得知有一个叫魏三毛的人去别的卸货站接货，便带了马献洲等十来个人找到魏家，揪住魏三毛便砍，魏三毛身上中了两刀，吓得窜进厨房，一把插上门，不敢出来，马献洲等拿刀对着厨房门乱砍一气，高喊：“魏三毛，你以后再乱接货就弄死你!”

1997年年底，浙江乐清来的商户金礼新没去宋留根托运部发货，被宋留根的打手发现了，找上门来。金礼新妻子手上被砍了3刀，金礼新脸上被砍4刀，左胳膊1刀，右手腕1刀，右手6根筋被砍断，手腕都快掉下来了。两口子住院费花了5万多块钱。怕黑社会还不放过他们，两人不敢再在郑州做生意，逃回老家了。

当时，柯桥除了宋留根的托运部外，还有洛阳、新乡等河南人开的托运部。宋留根的干将李星每天派人在这些托运部附近盯梢。只要有郑州商户从这里发货，就要触霉头。

1996年5月的一天，李星发现郑州商户郭海全去新乡托运部发货，就派4名打手，到招待所揪住郭海全，搂头盖顶，打了个满天星。脸青嘴肿的郭海全赶紧讨饶：“我以后再也不去新乡托运部发货了!”

不仅往郑州发货的商户都得去宋留根的“郑州托运部”托运，而且还都得到李星开办的“郑州布匹打卷店”打卷。1995年8月，几个乐清布商未到郑州布匹打卷店打卷，李星命打手们将乐清布商揍了个不亦乐乎。

乐清布商报了案，警方出动，将其中一名打手传讯。当天中午，这几名乐清布商正办托运，宋留根的干将范强掂着手枪，过来指着一名布商的头说：“你找死啊!”一枪柄砸在他头上，其他打手也持刀捅来，几名乐清布商俱各骇然，夺路而逃。

正是从商户们的悲惨处境里，宋留根等黑帮分子寻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商户的悲惨处境毫不怜悯，也毫不通融。只要对商户的一次打杀彰显了效果，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于武力镇压成了习惯。

“聚众斗殴”：黑帮之间的火拼

“聚众斗殴”是宋留根针对原来盘踞在市场的大户和黑帮分子，或意图挑战宋留根黑帮的任何闯入者。

在宋氏黑帮出笼之前，郑州市的各个批发市场都有一批大户，一批倚势豪强。但不同的是，这些人是以做生意为主，而以暴力或强硬后台为倚仗，宋氏黑帮则是先组成暴力团伙，而后再去寻找生意。他们用在暴力杀戮上的力量，远远大于用到经营上的力量。

依照“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则，即使单从这一点来看，那些大户们也斗不过宋留根。

宋氏黑帮控制市场的方法，最简单、最直接、也最立竿见影，那就是暴力杀戮。即使是面对其他黑帮，他们也省略了《教父》式的先与对手谈判、两下说翻后再正式开打的程式。

1997年6月，宋留根、马献洲及郝洪山指使手下打砸本地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中州宾馆“脸谱”歌舞厅，宋留根、郝洪山都被抓起来了，马献洲外逃避风。郑州的另一黑帮头目郑建平(绰号“胖建”)一看有机可乘，便带20多个人窜到柯桥，占领了宋留根托运部。

5个月后，马献洲带领40余人坐大轿车去了柯桥，准备与胖建火拼，因未找着胖建，便排队在“中国轻纺城”转圈示威，警告商户不要到胖建的托运部发货。

回到郑州，马献洲又召集100多名手下，一色的黄色工程帽、黑皮衣、白色手套，在纺织大世界转圈示威整整3天，警告商户。

这天晚上，六七名胖建的手下正在工人路口闲逛，忽然开来了4辆汽车。宋留根的干将刘文贤带领20多名打手下了车，着地卷杀过来，把胖建的人杀得四处乱窜。

经此一役，郑建平再也不觊觎宋留根的纺织大世界托运市场了。

篇三：强人的“规矩”

黑帮为商户定分立规

在市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后，宋氏黑帮就开始定分立规。郝洪山控制了纺织大世界的三轮车运货。以前商户用三轮车运一包货仅需5毛钱，郝洪山控制后，运一包货竟然得掏7块钱，涨了13倍。

宋留根的两个干将刘文贤和刘慈恩也都“分田分地真忙”。刘文贤自封为“纺织大世界商会会长”，令商户每人每月交会费100元，仅此一项，刘会长每年的进项就有216万元。

他这个“商会会长”是怎么当上的呢?纺织大世界的商户们，开始不知道刘文贤跟宋留根是一伙的。这些商户每天都受宋留根的打手骚扰，惹不起也躲不起，刘文贤便去找商户商量：“咱们组织个商会吧，团结起来力量大，你们选我当会长，让我领头跟他们干!”

商会组织起来后，商户们才惊觉已落入刘文贤的彀中—他比那些打手们搜刮得厉害10倍也不止，商户们叫苦不迭。

刘慈恩则对纺织大世界的饮食摊点“统一管理”，包括统一服装、统一装备送饭车等，所需装备都由刘慈恩独家供应，十几元一套的围裙，他卖80元，100元钱一辆的餐车，他卖300元，并收取卖盒饭的“承包费”，如此下来，一年也能捞个百十来万。

1996年3月的一天，退休工人王秀英和丈夫推着盒饭车，去纺织大世界卖盒饭。刘慈恩发现了，要掀她的摊儿。丈夫赶紧推着车子往外走，王秀英边走边嘟囔一句：“你咋那么厉害，凭啥不让在这儿卖盒饭?”话音未落，刘慈恩噔噔噔追上来，劈面一拳，砸断了王秀英的鼻梁骨，王老太太当时就休克了。

搞垮一个市场，再抢一个市场

宋氏黑帮缺乏经营人才，多的是出身于流氓无产者的打打杀杀的干将。这种资源的优劣势，决定了他们的经营风格。即使他们强夺下了市场治理权，也无意于培育市场，而是觉得自己刀头舔血打下的市场，如果不榨干吃净，也太亏了，因此横征暴敛，自己搞垮了自己抢下的市场。

宋氏黑帮垄断纺织大世界货运市场后，把柯桥“中国轻纺城”至郑州纺织大世界的货运价格提高了两倍以上，卸货费用也比正常价格高出2.5倍。

1995年，纺织大世界鼎盛时期，有商户2500户，年交易额40亿元，生意极其兴旺。在宋氏黑帮的凶狠搜刮之下，普通商户除了任人宰割，就是被迫远走他乡。2002年，纺织大世界的商户只剩下不到700家，年交易额也下滑到不足10亿元。

当一个市场被搞垮后，宋氏黑帮随即将眼光转向另一个市场。如同一群狼吃光了一片草地上的羊群，又迅速窜聚到另一片草地。

1998年4月，马献洲入侵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当时，二环道的西瓜生意被李铁、朱国胜两个大户所垄断。马献洲要插足西瓜生意，便派刘玉江先去搞定李铁。

1999年春节前，李铁正在果行里忙碌着。刘玉江带了20多个打手堵门，对李铁说：“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要么你把生意停了，要么你拿5万块钱出来，接着卖你的西瓜—限你一个小时答复我。”

李铁不到一个小时就答复了，但不是给刘玉江答复，而是打电话报案。警察闻讯而来，把刘玉江训了一顿。

春节过后，刘玉江给李铁打电话：“李铁!跟你要俩钱，你竟敢报案，害我在一帮兄弟面前丢脸!你要不拿5万块钱给我，你生意干不成!”李铁一想，这帮人我也得罪不起，还是花钱消灾好，就支吾说我手头只有两万。

两万元钱一交，刘玉江再没找过李铁的事儿。

跟宋留根独霸纺织大世界一样，马献洲进入了二环道果品市场后，就要独占生意，既要独占生意，就要依赖暴力手段欺凌和奴役商户。

商户马义轩从1996年起就在果品市场卖荔枝。1998年4月3日深夜，马献洲的手下李晓东带人敲开马义轩的门：“兄弟们没饭吃了。以后不准再卖荔枝，再卖就找你的事儿!”

马义轩未能理会李晓东警告的严重性，而是心怀侥幸地继续卖他的荔枝。一天下午，马义轩骑自行车回家，走到电力四处家属院时，前面一辆桑塔纳突然停下，下来4个年轻人，手拿铁棒，挥棒就打，马义轩两条胳膊全被打断了。

一个月后，李晓东登门看望马义轩，问他的胳膊怎么了?马义轩痛苦地说是你们给打的。李晓东问他还卖不卖荔枝了?马义轩含悲忍泪说：“我早就不卖了……”李晓东说声“那好”，便带人走了。

二环道水果市场还有一个大户刘宝亮，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愿被马献洲收编。马献洲便跟宋留根商量，要收拾刘宝亮。

1999年8月的一天，刘宝亮和朋友在友爱路地摊吃饭，宋留根得知后，便给刘文贤打电话，让他带几个人来打刘宝亮。宋留根、马献洲等几个首领站在天桥下观战。一会儿，看见刘宝亮捂着流血的脑袋过来，向医院走去。马献洲没想到刘文贤这么快就打完了，气得连声骂道：“妈的×!这打的是他妈的个×呀!”嫌打得轻，还要再打。

却说刘宝亮进了医院急诊室，缝合伤口后，躺在床上输液，姐夫陈景堂等人进去看他，正说着话，忽听有人吆喝一声：“蹲那儿，都别动!”陈景堂一回头，看见一人端着猎枪，后面哗啦啦上来七八个人，先将陈景堂推倒在病床上，乱砍一气，然后围住刘宝亮，明晃晃举起一片刀。刘宝亮连声大喊“救命”，喊中间就被砍了七八刀。这伙人走后，刘宝亮被从急诊室直接拉到了抢救室。

商户“以暴易暴”不是办法

1997年，宋氏黑帮盯上了与此相距不远的西站路香蕉市场。这个市场是西十里铺村村民集资建成的，是中南五省最大的香蕉市场，每天有20多节车皮和几十辆集装箱汽车的香蕉在此交易。

宋留根把这块肥肉让给了他二哥宋建军。但宋建军要来，西十里铺村的村民没一个答应，因为他们对宋氏黑帮恶行早有所闻，避之唯恐不及。

宋建军就派人去市场捣乱，殴打商户，让大家都做不成生意。

西十里铺村是回民村。村长李建中组织20多个青壮农民扛着大棒到市场巡逻，看见有人捣乱，就乱棍打出。

然而，对于善良的村民来说，“以暴易暴”并不是办法。首先，他们的良心限制了自己的斗志——黑帮分子可以不择手段，但村民们不会，从内心来说，他们只想送狼出门，把生意做下去。而对于宋留根来说，如果他不能制服村民，丢脸而回，他的威风就要打折出售，其他市场的商户也就敢于违抗他的意志，他赖于牟取暴利的手段就会无人理睬。所以，这场仗，宋留根一伙是志在必打—在双方意志的对决中，西十里铺村的村民已处于下风。

其次，从暴力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上来说，普通村民跟宋氏黑帮这样的职业犯罪团伙对抗，犹如“业余选手”与“专业选手”对垒，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或者叫“以卵击石”。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棒子队”能够产生防卫力量，但它只是单纯的防御而毫无进攻之图，已然处于被动地位。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其三，作为生意人，长时间地养着一支准警察队伍也是不现实的。“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它的效益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并终将难以为继。

最后的事实是，宋留根避实击虚，根本没跟“棒子队”硬碰，而是派人在一个深夜跟踪村长李建中，砸断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这一记杀威棒，杀得全村人栗栗危惧，杀得这个村落的自卫组织不战而溃。随即，宋氏黑帮昂首进入了西站路香蕉市场。

篇四：商道转进黑道?

没有谁“天生一片杀人心”，也没有谁天生就是黑社会成员。对于绝大多数黑帮分子来说，是后天的经历、经验激发了他们身上的冷血气质。

比如刘文贤原本是安分守己的卖布大户，遭宋留根修理后收编，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成了宋氏黑帮最得力的干将。

比刘文贤更典型的例子是王新春和王郑光。

阴毒的王郑光

王新春和王郑光本是被宋留根裹挟进黑社会的卖布商户。然而一旦落草，就像是被吸血鬼害了的人，自己也变成了吸血鬼，又去害别人，心肠竟比宋留根之流还要狠毒。

当初蔺明河捅了杜建国，宋只想回打蔺明河一顿，但刚落草的王新春却建议宋直接干掉蔺明河的后台老板—冯双亭，说明王新春有着生意上的考虑，比只会“以牙还牙”的宋留根看得远。当时宋留根还有些怯场，说如果干掉“小丑”，公安局会怀疑我。王新春继续出主意说：“你在外地找人干掉‘小丑’，你本人不在郑州，公安局就不会怀疑你。”

王新春跟王郑光的关系最好。王新春绰号“胖子”，王郑光绰号“瘦子”。“胖子”跟“瘦子”比起来，道行还差了很多。

1995年，跟着宋留根混了两年后，王郑光想拥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当老大。于是，他和王新春、沈建中、李金华结伙入侵京广路鞋城，胁迫几家托运部成立了“联合体”，从温州往这里发货，逐渐独霸一方。

站稳脚跟后，4人找到沈建中的好友范强，商量做一起“大买卖”。他们窜到广东普宁，经过蹲点，瞄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满载服装的大货车。

5月18日夜，当这辆车行至湖北蒲圻市境内的107国道时，王郑光等5人换上警服，举起停车检查示意牌，将该车截停，将车上4人骗至面包车内，用绳子勒死。

作案后，5名凶徒分头行动。王郑光、王新春、范强3人开车处理尸体;沈建中、李金华两人开着大货车，将价值180余万元的服装拉到郑州卸货，然后开着空车出河南、经河北，越山海关，一直开到辽宁绥中县境内，将车撞到了山沟里。

回到郑州后，5人将劫获的服装销赃，得款100余万元，5人平分。

这是王郑光主谋并参与的第一起大案。从购买警服和停车检查示意牌，到将受害人挨个儿骗到面包车里勒死，再到沉尸岳阳湖，把空车开到东北摔进山沟等，这些手法一环扣一环，反映了王郑光的奸狡、阴毒，不是街头混混出身、只知打打杀杀的宋留根之流所能比拟的。事实上，尽管此案被公安部列为亲自督办的大案，组织9省警方合力侦破，但忙了几年，却连4人的死因、案发地都没找着，遂成悬案。

王郑光一般不参与街头群殴，他有自己的一套“致命武器”。1997年9月，一个外号叫“地雷”的温州人也开了一家托运部，运价比王郑光托运部低很多，客户纷纷到他那里发货去了。

王郑光听说后，就带着王新春、李金华和沈建中来到温州，租房住下，买了一些火药、闹钟之类材料，王郑光亲自动手，搞起了小发明。

几天后，王郑光发明的“定时燃烧器”做好了，他把它装进鞋盒，再装到一箱皮鞋里，也来“地雷”的托运部办托运——你的外号不是叫“地雷”吗?我送你一个“火雷”，凑凑热闹。

傍晚时分，“地雷”的货车出发了。王郑光把“定时燃烧器”的燃烧时间定在夜里11点钟。他开车带王新春等人跟在后面看热闹。11点钟左右，前面的货车黑焰冲天而起，一车货灰飞烟灭，连车都烧成了铁壳。

“地雷”闻讯，哭不胜哭，他死也想不明白一车货怎么会突然着火?托运部赔干了，“地雷”只好关门大吉。

黑帮分子的“同种攻击”

在宋氏黑帮的犯罪记录中，杀人最多的既不是老大宋留根，也不是“打手总管”马献洲，而是少言寡语的“瘦子”王郑光。

1996年7月11日，由于担心范强嘴不严，泄露他们杀人越货的事，王郑光、王新春胁迫跟范强关系最好的沈建中约出范强，连发两枪干掉了他。

按说，王郑光与王新春关系最铁，两人可谓“同恶共济”，但王郑光对王新春也有不满，因为鞋城“托运部联合体”成立后，王新春把自己的亲戚都从老家弄来，塞进了托运部。他家来的人多，自然分到的钱就多，心胸褊狭的王郑光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1998年7月的一天，王郑光对沈建中、李金华两人说：“王新春和我闹矛盾，咱哪天去修理修理他!”沈、李二人惧怕王郑光的狠劲儿，不敢则声，但唯诺而已。

第二天，王郑光开车带着沈、李二人，跟踪王新春到一家浴池门口。终因这里人多，没法下手，王郑光只好怏怏而回。

几个月后，王郑光听说鞋城的另一个大户周景也跟王新春有矛盾，就找到周景，商量一起把王新春干掉。王郑光领着周景指认了王新春的住处。没隔几天，周景给王郑光打电话，说他已派人把王新春干掉了。

2003年年底，警方抓住沈建中、李金华后，二人感慨：“‘瘦子’太阴了!即使警察不抓我们，要不了两年，我们也都会被他给做掉!”

因为王新春已死，没人知道他是否也曾有心要杀王郑光。可以肯定的是，他俩都比一般人更能体会“他人即地狱”的深刻含义。身在黑社会，危险常相伴，人人心中卧虎藏龙。谁出手快，下手狠，谁就能要了对方的命，而保住自己的命。

周景也是个典型

王新春被杀的直接指挥者周景，也是一个“从商户转化为黑道分子”的典型。周景以前也是商户，在鞋城开了个托运部，霸着一方。1995年王郑光入侵鞋城，想把周景赶走，那时他势单力薄，就去求助于宋留根。宋留根、马献洲带人将周景绑架，勒索35万元，并威逼其退出鞋城托运市场。

周景家人拿来赎金后，马献洲分给王郑光、王新春各1万元，分给手下范强5万元，剩下的钱都进了自己腰包。王郑光因此曾给宋留根打电话，破口大骂马献洲“不人物”!

范强失踪时，马献洲因打架正在坐监。等他出来后，四处找不着范强，好生纳闷，后来隐隐猜到了是怎么回事，而且还听到风声：王郑光想连他也一块儿做掉!马献洲听了，骇然半晌。他给王郑光打电话说：“瘦子，我知道你想杀我。我跟我的弟兄们都交待了，只要我死，就是你干的，你杀我一个人，你的兄弟姐妹们都活不成!你掂量掂量吧!”

王郑光只好说：“那好吧，你不要弄我，我也不弄你了。”

2002年，郑州警方在鞋城打黑，王郑光被抓获归案，同年年底，他以参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项罪名，被郑州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王郑光不服判决，上诉到省高院。他自忖很有希望上诉成功，保住一命，因为自己做下的那些够枪毙好几回了的大案，司法机关并未掌握。

孰料， 2003年年底，宋留根专案组抓获了沈建中、李金华，两人供出了王郑光策划及参与的多起杀人案，不仅使这些悬案得以侦破，也彻底灭绝了王郑光的活命希望。王郑光气得在狱中大骂：“这些龟孙，老子一条命算毁到他们手里了!”

跟王郑光一样，周景后来也蜕变成冷酷险狠的黑道分子。2000年3月18日，周景伙同杨建伟等黑道分子，绑架了跟自己有矛盾的商户马建民，用铁锤将马建民活活砸死。然后，周景把马建民拉到街上，扔到路中间便走了。

“黑白通吃”的吸引力

1999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郑州市西环路工商所所长张华在面馆吃饭，3名持刀歹徒冲进来，将张华砍成重伤。

“刀劈张华”的主谋是附近村里的商户孟延军。孟被抓获后自供，因张华多次罚他的款，而且跟他有生意上的冲突，所以，他就花6万块钱雇了李晓东等人对张华搞报复。

半个月后，欺负过孟延军的黑帮老大宋增喜也被砍伤，在医院缝了六七十针。行凶的仍然是李晓东等人。

为打张华、宋增喜这两个人，孟延军前后出资14万元，而且还跟他们结下了难解之仇，他到底图什么呢?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就是生意上的纠纷，通过公开、合法的手段难以解决，所以孟只好求助于黑社会。

在郑州生意圈儿，这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出黑社会的行为方式正在对社会价值观进行有力的渗透，这是比黑社会本身更值得人们警惕的现象。

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商户，平时喜欢借助于黑道势力来摆平麻烦，这一方面给黑帮分子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这些商户沾沾自喜于“黑白两道通吃”，并且一有机会，即会转化为黑帮分子。

1999年秋，位于郑州二七路上的光彩服装市场开工建设。开发商刘柱与林杰的地界相邻，两人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后经郑州市土地局丈量，划定了界限，林杰便开始在边界附近盖营业房，但刘柱却不想让他盖。

刘柱与宋留根的手下吴晨光是常在一起吸大烟的瘾友，刘柱有了麻烦，便去求吴晨光帮忙。

吴晨光派打手去警告林杰：不准在此盖房!林杰想，白天盖不成，我就晚上盖吧。到了晚上，工人正在施工，吴晨光领着一帮打手过来，把工人吓跑，把墙也推倒了。

第二天，施工队白天把料运到工地上，半夜开始垒墙。正垒着，一大帮黑社会拿着刀、枪，边跑边喊“杀呀”、“杀呀”，还冲天开枪，工人们一听枪响，全吓跑了，黑社会把垒好的墙又推倒了。

第三天，林杰叫人连夜焊了6间铁皮房，运到工地，想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不料当天夜里，这6间铁皮房又被吴晨光用切割机割了，全部拉走。

过些日子，林杰找了50名保安，保护民工们连夜施工。谁知半夜里吴晨光又领着六七十个人，拿着刀、枪冲过来，一下子把保安、民工全吓跑了。

无奈之下，林杰也去请了黑社会。林杰请的这个黑社会叫杨建伟，名头也很响。杨建伟收了林杰10万块钱后，给马献洲打电话，请对方给他面子。马献洲给了杨建伟面子，林杰的房子便顺利地盖了起来。

那边厢，刘柱既花了钱，目的又没得逞，难免心中不快。光彩市场的房子盖好后，宋留根、马献洲给他打电话，想要两套门面房，刘柱乍着胆子拒绝了。宋留根恼了，带人去绑架刘柱。所幸正往外拉时，巡警来了，宋留根等人扔下刘柱，慌忙逃窜。第二天，宋留根又打电话给刘柱：“这次没绑成你，下回肯定饶不了你!”刘柱不敢再逞强了，只好给了宋留根、马献洲、吴晨光3人各一间门面房。

篇五：“强人”的覆亡

黑社会“公司化”的失败

在宋氏黑帮巨大财富的背后，隐藏着罪恶，因此，宋留根等人急于漂白自己，也漂白自己的不义之财。

到了后期，宋留根刻意低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打打杀杀了，还一本正经地开了公司。这个公司名为创业铁路货运公司，开办于1998年。当年，铁路部门试行行包专列承包，宋、马、郝承包了广州至郑州的铁路货运。

然而，发迹于批发市场的宋留根，并不具备将黑社会组织合法化、企业化经营的能力，他深知自己是个有案底的人，是多起大案的嫌疑人。因此，他不得不聘请没有案底的汽车商王鉴担任公司董事长，自己和马献洲、郝洪山都躲在幕后。他不让犯过事的打手刘慈恩、刘文贤、吴晨光等到公司露面，宁愿每月给他们发放3000～8000元不等的工资，养着他们。

新公司成立后，赔了一年多，宋、马、郝又不得不仍然依靠从前的办法，令打手上门打架、堵闹，逼迫商户去他们那里发货。

以暴力手段垄断货源后，创业公司的货运价格比正常价格高出2倍以上，商户为了节省运费，先从铁路把货发到石家庄，再用汽车拉回郑州，竟然也比到创业公司发货省钱。

第二年，创业公司扭亏为盈，宋、马、郝3人分红各80万元，第三年，3人分红各100万元，还都换了新车。宋留根把“创业公司”改名为“恒业公司”，幻想这“日进斗金”的日子能“恒久远，永流传”。

在他的内心，可能有着转换身份的强烈愿望，但他无法实现这种转换，因为他的本性难移，攫取暴利的欲望也无止境，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同时，组织规模越大，开销也就越大，而如果完全依法经商，则暴利可望而不可及，所以他只好继续崇尚暴力。因此，他的“企业”规模越大，与社会的冲突也越激烈，最终只能走向被社会淘汰的道路。

当然，这样说，不是要抹杀郑州警方的功劳。不管宋留根之流怎么样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如果缺乏致命的打击力量，他还是会活蹦乱跳，继续作恶下去，所谓“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事实上，以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为首的郑州警方顶住巨大压力，将宋氏黑帮一锅端掉，其艰辛、曲折、惊险非言语所能描述，为社会安定做出的贡献也不容轻估。

从另一方面来说，就算发了财的宋留根能控制自己低调行事，但他管不住手下小弟们的发财欲望，特别是组织中的新进人员，饥不择食，纷纷滋事，提前引爆了宋氏黑帮与社会的全面冲突。

宋文革的二哥宋建军，以前是老实的工厂工人，但在暴利的诱惑下，也加入黑帮。这时，宋留根已渐渐收敛，能不犯事就不犯事了，但兜里还没装多少钱的宋建军却急红了眼。

郑州摩托配件城本是马献洲的地盘，但宋建军带人闯入，把马献洲赶走，独霸了摩配城。

马献洲去劝宋留根：“留根，你家里有你一个人在外面混就行了，就别让老二出来了……”宋留根听了，脖子一梗，说：“他是我二哥，我能管得住他?” 马献洲讨了个老大没趣。

在宋留根的纵容下，宋建军又侵入了马献洲在二环道果品市场的地盘。

郑州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有一个“西瓜大王”朱国胜，外号“朱瓜”，是马献洲罩着的。他的商行主要做西瓜、哈密瓜等生意。旺季时，朱瓜的商行每天都到十几车货，每车收取交易费500～800元，一年下来就是几千万元。

二环道的另一个西瓜大王—李铁跟朱国胜向来不睦。宋建军想入侵二环道果品市场，就利用这两人之间的矛盾，派人隔一天砸一回李铁的果品行，连砸3回，让李铁产生“朱国胜派人来捣乱”的错觉，兀自跳骂不止。

3天后的一个深夜，朱国胜被宋建军派人杀死在自己的轿车里，身上中了21刀!

这便是宋建军精心策划、实施的“一石三鸟”之计：既除掉了朱国胜，又把作案嫌疑引到李铁身上，借警察之手，在西瓜旺季将临之际困住李铁的手脚，同时，警方的侦察视线转移了，宋老二正好乘虚而入，心中好不快意。

但他的诡计被马献洲看穿了。马献洲深叹宋建军的作为“不是绿林中手段”，但他上次去找宋留根苦谏，遭闪不小，便只好到郝洪山那里叫屈：“我早就知道宋老二要来，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郝洪山深有同感：“总有一天，咱们得让宋家老二给害了!”

郝洪山的话还真的应验了。“本来俺都没事了的!但宋建军杀了朱国胜，公安局通过侦破朱国胜被杀案，把俺都牵连了出来—俺真是冤死了!”马献洲后来在看守所里捶胸顿足。

黑帮的保护伞

既是黑社会组织，就必定有保护伞，宋氏黑帮更不例外。在宋氏黑帮的崛起过程中，在当地公、检、法、工商、税务等部门，宋氏黑帮都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其专门负责对外联络的“军师”郝洪山更是吹嘘说：“郑州市大大小小，只要是个单位，就有我的熟人!”每年春节，郝洪山给关系户打电话拜年，从早上8点打到晚上8点都打不完。

落入法网

2003年7月3日，郑州火车站，警方在宋留根等人押赴到郑时，在站台现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警方一举摧毁了以宋留根为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团伙，成功抓获宋留根、马献州、郝洪山等团伙成员100余人，带破案件200余起，收缴猎枪、小口径步枪、手枪10余支，子弹2400 余发，炸药9管，电雷管8支，汽车61辆，追缴、冻结赃款近千万元，彻底捣毁了在郑州盘踞10年之久的、庞大的黑社会团伙。

该团伙先后疯狂作案200余起，杀死15人，打伤打残100余人，每年牟取暴利3000余万元。各大批发市场的商户更是敲锣打鼓，庆贺以宋留根、马小辫、郝洪山为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最大的涉黑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

案件审判

河南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21日对“中原涉黑第一案”——宋留根等特大涉黑团伙案进行一审宣判。其中主犯宋留根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故意杀人罪等八项罪名被宣判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5年4月25日上午8时30分，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宣布宋留根一案的终审判决书及执行死刑的命令。当日8时50分许，宋留根等被带出法庭，押赴刑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