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与胡 田聪明与中国电影改革的破冰之任

    文/萨本敦 还记得1993年,中国老百姓茶余饭后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电影改革和中国足球改革。18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依旧一蹶不振,而中国电影已然开始振兴。作为中国电影改革的亲历者,我认为这场启动于1993年的中国电影改革,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年改革备经艰辛,充满风险,颇多非议,欣喜的是改革的启动者和领导者田聪明认准方向,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向前推进,终于使其成果在今日逐步显现。

(一)电影路在何方?

1993年之前的中国电影体制是学习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电影业包含三大部份:一是制片业,二是发行业,三是放映业。我国当时有国家批准的电影制片厂,包括故事片厂16家、科教片厂1家、新闻记录片厂1家、美术片厂1家,译制片厂1家,还有不具备独立拍摄故事片权的省办厂12家,他们从事着电影艺术生产。

制片厂生产的所有影片都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影院产出的票房收入亦称“放映收入”,影院约留下“放映收入”的50%,余下作为“发行收入”上交。

“发行收入”集中到“中影公司”,其中30%给制片厂作为版权费,30%给拷贝洗印厂作为洗印费,30%给省以下各级发行公司作为发行费,10%留在中影公司,此称为“3、3、3、1”。

中影公司将30%的“发行收入”作为版权费支付给制片厂的方案几经调整,上个世纪80年代将每部影片不论质量优劣均为90万元改为依据各省(市)上报的拷贝量汇总计算价格,即故事片每个拷贝10,500元,也就是说若中影公司统计出某部影片全国需要100个拷贝量,那么制片厂从该片就能获得105万元版权费。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尚有另一功能,将国产影片出口,同时购买一些外国片,因此它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中影公司被称为影片的“蓄水池”,收购的中外影片储存于这一“蓄水池”中,按计划流往省级电影公司,省级电影公司再流往地(市)级电影公司,地(市)级电影公司再流往县(区)级电影公司,最后到了3千多家电影院和3万多家兼有放映电影的礼堂、俱乐部、影剧院,及10万多个农村集镇电影放映单位和放映队与观众见面。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电视普及率的大幅提高,使走进影院的观众锐减,电影不再是不愁嫁的“皇帝女儿”,有限的“放映收入”必然只能产出有限的“发行收入”。中影公司用30%的“发行收入”支付每个拷贝10,500元的版权费已相当吃力。

此时,制片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过去使用外景地、动用群众演员等等可以不用掏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电影制作几乎难得“融资”, 拍摄“主旋律影片”多由政府拨款补助,电影市场不断萎缩,艺术生产难以进行。中国电影已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制片厂认为,发行的多环节、长时间和高成本,无疑都转嫁给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他们不断呼吁国产影片的“自产自销”,希望通过直销,回拢资金,投入再生产。而当年兼有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影公司则认为市场不断萎缩的原因主要在于影片质量不高,与观众需求脱节。

他们认为电影厂“自产自销”于事无补,相反,若电影厂“自产自销”,电影发行人员将如何生存?中影公司顾问、前任经理丁达明原是延安时代的版画家,继任经理胡健原在东北鲁艺学习音乐,建国初他们从艺术创作岗位上服从组织安排调来的时候,都是万般不情愿。

丁达明曾在扇面上书写“东交民巷商业工作者”自嘲自己从艺术家沦为“影片贩子”,(中影公司原址在东交民巷)以至于“文革”中被多次批判。

但是,如今他们已全身心地融入工作中,对发行事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们一方面拒绝制片厂的“自产自销”,一方面提出“改造城市影院,开发农村市场”的发展战略,力图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挽救行业的生存危机。

由于电影计划经济模式未作任何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电影业卡在了发展的瓶颈上。广播电影电视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昊苏为了摆脱困局,极力主张电影的娱乐功能,他希望以更多的“娱乐片”将流失的观众请回电影院,但是此举非但无效,反而引来一些人的抨击。

1990年陈昊苏调离了,他对电影情有独衷,我看到香港杂志上发表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写的一篇文章,依稀读出他的满腹委屈。在他离职前,北京新外大街25号中影会场里,各省电影公司经理一起听他讲话,末了,戴着贝雷帽的他说要唱一首歌,他唱的不错: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更圆,那个更亮,哎嗨哎嗨呀 ……”

(二)田聪明上任

陈昊苏调离后,田聪明于1990年12月继任。田聪明39岁便跨入省部级行列,许多人对他的少年得志曾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在报刊上猜想他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儿子。陈昊苏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把田聪明当作田家英儿子,除了想象力过于丰富外,也说明这个岗位的敏感。但是,事实上田聪明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就是这位农家子弟在中国电影改革中激起千层狂浪,成为改革的风流人物。

1943年出生的田聪明,曾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委副书记。在当时的广电部领导中不但年纪最轻,而且比当时广电部的绝大多数司局长们要年轻许多。他一口陕北话,一身中山装,外套黄色军大衣,极具农村干部朴实的形象。当他步入云集中国俊男靓女极具时髦和品位的电影圈时,很快成为另类,不时引来人们对他的评头论足。

太多人关注了他的出身和穿着,而不曾探究他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跻身于高层领导岗位。我以为是其坚定的党性信仰和求实的态度,为他的人生道路铺垫了稳固的基石。“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北师大的“红五类”学生,凭借着他的才干,完全可以和他同系的同学谭厚兰一样有“造反”的本钱,然而他选择了说真话。

在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学生代表被批判两年多后,才“解放”出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可是委派他去被隔离审查的老师的家乡外调时,他回来的汇报使负责审查的领导纳闷,各组外调都带回许多“问题”,唯独他所调查的人全都没有问题。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在“文革”中受到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