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新不主持了 骆新:“骆意不绝”做主持
《骆意不绝》是东方卫视首席主持人骆新出版的个人散文、随笔、评论集。骆新在书中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和人生感悟,谈及了他所主持的电视节目《东方直播室》《百里挑一》和《谁能百里挑一》。书中还收录了他对时下热点的社会话题的评论,保持了他一如既往的观点敏锐、言语犀利的风格。本版摘录其中两篇。
我的父亲母亲
我七十岁的母亲已于2012年初因患脑溢血,做了开颅手术、至今仍昏迷在病榻上,已达半年之久。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善良的母亲,希望用这种缓慢的告别方式,让我不至于一下子陷入"生死乍别"的惊慌。不过,在我所历经的四十多个春秋中,目睹这种缓慢的死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是一个"少年失怙"的人。父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因患鼻咽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陪伴并照顾我和弟弟,一同又走过了三十余年。父亲去世三年之后,母亲又再婚了,这段维持了十六年的婚姻,虽无大的波澜、但也称不上"幸福"。
后来,继父又与母亲离婚了,但数年之后,继父身患重病,他又请求亲戚,将无儿无女的自己送回到我母亲身边。母亲无怨无悔地收留了他,并且跟我一起送医喂药,陪伴着她曾经的"老伴",走过了人生最后日渐衰竭的大半年。
在继父弥留之际,我曾拉着他的手说:"虽然我们没有血缘,但毕竟共同生活过十六年,我和弟弟得以完成学业、步入社会,都包含着您的付出,所以,我们从内心感谢你。我会永远将你视作我的父亲。"此刻已无法言语的继父,老泪纵横。两天之后,老人溘然长逝……
其实,即便是我十三岁之前,我和弟弟与亲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并不算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当过兵的父亲,因为性格耿直,针砭时弊,终于遭到整肃。我出生那年,父亲因有"反革命言论"而被批斗抄家,机关里的"造反派",朝着已怀孕的我母亲肚子上踹过一脚。后来,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出生时,脐带绕颈三周,我的喉咙中被大量粘液阻塞,已严重窒息,当时多亏一名老护士,嘴对嘴地吸吮,竟然将痰液吸出,我得以活了下来。
我出生后,曾命名为"骆泽生"——即意为"毛泽东思想给了我生命"。
我一岁不到时,父母曾被"发配"到山西屯留的中央机关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之后,我的弟弟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诞生了。
干校的艰辛生活,令父母完全无力同时抚养我们兄弟二人,于是,我被送往杭州祖父母家上小学。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一家才得以重聚。那一年冬天,父亲到杭州接我回京时,我已完全不认识父亲,只肯叫他"叔叔"。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全城都搭起了地震棚,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78年。记得夏季来临,躺在地震棚里,对照着天文星图寻找星座,曾是童年的我和弟弟的一大乐事。
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父亲忽然对我说:"你所看见的许多星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见我错愕,他继续说道:"宇宙之大,超乎人们的理解。太阳光线抵到达地球,就要耗时八分钟,而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恒星,是位于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它距离太阳有四点二二光年,相当于近四十万亿公里。也就是说,你即便坐上速度最快的宇宙飞船,到那里去旅行,来回也要十七万年啊!名曰‘比邻’,远在天涯。"
我顿时从床上坐起来,先凝视了一番近在眼前的父亲,又仰望着苍茫的夜空,觉得仿佛像是在看一场老电影,电影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事实却告诉我,那位光芒四射的演员却早已不复存世了!
父亲说:"人不要总以为,自己看到的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满天的星斗,包括太阳在内的恒星,寿命再长,也并非永恒。虽然实体陨灭,但精神却如同光线一样,依然可以长久地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今天回想起来,父亲这番话,对我人生观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对哲学和历史的兴趣,便是仰赖这星光的启蒙。因母亲在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图书馆工作,我从少年时起,便养成大量阅读的习惯,除了"四大名著"和各类文学书籍之外、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罗素……都是我追逐的"光速"。在历史星空的照耀下,我找到了一方思想与精神的港湾,在这里,我享受"孤独"。
1975年,已调到北京测绘仪器厂担任工程师的父亲,与他的团队曾设计出国内第一代红外光测距仪。但是,多年苦战的科研攻关,亦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晚上加班,住在集体宿舍,饥饿时起床寻找食物,因不想打扰同事,摸黑为自己冲奶粉喝,多次将洗衣粉错当做奶粉,喝掉了大半袋……
1978年,他终于病倒了:鼻咽癌晚期,全身淋巴肿瘤扩散。我第一次看到,印象中身体一贯强壮的父亲,竟虚弱得像一只病猫。虽然我小时候做"胸锁乳突肌"手术时,他不断地劝慰我"要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坚强",但此时的父亲,却因为剧痛而抑制不住地大叫,母亲需要拿锐器刺他,以肌肤之痛转移体内之痛。
西医的各种化疗,对父亲的折磨自不必说,中医又开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我和弟弟于是只好不断到毗邻我家的天坛公园、护城河边、丛林里抓蜈蚣、捕蝎子,并将其晾干、烘焙并熬入中药……我凡回忆起童年,鼻腔内都能迅速嗅到一股浓烈的中药味。
父亲的这场大病,迅速使得家庭的经济状况陷入窘境。有段时间,我甚至要去菜市场,捡被人丢弃的烂菜,回来洗净后做饭。邻居间孩子总会嘲笑我们的贫困,好在我喜读书,常能给小朋友讲些武侠、历史故事,以此赢得不少名声。
1981年的夏天,我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业已结束。父亲那时已病入膏肓,浑身黄疸,无法说话,唯有靠纸笔与我对话。当我告知他,我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考上市重点已无问题时,他沉吟半晌,在纸上颤抖地写下几个字:"万里长征,唯靠坚持;业精勤进,莫问得失。"
这一年的7月14日,我度过了我十三岁的生日。17日,父亲突然大口吐血,迅速被送进北京友谊医院抢救。18日晚上,北京城大雨滂沱,雷电交加,母亲恰好在医院陪护,我和九岁的弟弟两个人惊恐万状地抱在一起,望着窗外的暴烈风雨,我喃喃地说:"爸爸可能要走了。"
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母亲从医院回来了,她很高兴地对我兄弟俩说:"爸爸好多了,今天早上还要粥喝呢。"我们顿时释然。孰料,到了下午,单位突然来电话找母亲,母亲接完电话后,神色慌乱,对我们说:"人不行了,骆新,你跟我马上去医院一趟,还能见你爸爸最后一面!"
而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其实已经殁了。
在厂子给我们安排回家的吉普车里,母亲坐在前排默默地掉泪,我坐在后排,竟然没有悲伤,我甚至……忍不住要笑!我的父亲,您的灵魂终于摆脱了长达四年的病魔的折磨和命运的摆布,难道,我不该为您感到庆幸吗?
直到我回到家中,前来慰问的各路亲友陆续散去,伴随着夜幕降临,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袭上身来。我此刻才真正感觉到——我永远没有父亲了。一个曾用军人般严苛的方式教我如何长大成人的男人,现在已经成为太平间内一具冰冷的尸体……就像一座横亘在我面前的山陵,瞬间崩塌下来,我被埋在泥土里、窒息得快要死掉……终于,我开始嚎啕大哭……
我是结巴
我喜欢上记者这份职业,也算是"捡"来的运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不大会说话"。
我出生在北京,但由于"文革"中父母的际遇不佳,我不得不被频繁地送到杭州的祖父母家居住,于是,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北京和杭州两地的奔波劳顿中度过的。南北方语言的巨大差异,并没使我的语言天赋有所增加,反而严重退化了——因为经常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自己又不敢说话,唯恐遭人耻笑,久而久之,就成了严重的口吃(结巴)。
这种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在北京,我们国家体委大院的小孩子跟我在一起,总喜欢大声地嘲笑我:"结巴磕子赶大车,赶了一辆摩托车……"听了这话我便很愤怒,说不过,索性就上前动手打,但每每又势单力薄、总被人多势众的小伙伴胖揍一顿……这样反倒助长了他们的"宣传效果",更令我近乎崩溃。
既然天生不掌握"话语权",我也就干脆躲着他们,躲在家里拼命看书,结果,上到小学三年级时,我已将"四大名著"囫囵吞枣地读了一个遍,而且还学习金圣叹、脂砚斋的方式,在书页上四处潦草地作"批注",文字固然幼稚可笑,但权作抒发胸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评论习性",大概正肇始于此。
上到中学时,我这点儿文字功夫便慢慢占了上风,老师同学都知道我的文笔还不错,学校和班上有个什么大情小事,都愿意让我去执笔宣传记录,我自己也总投稿给报社杂志,希望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印刷。那时候,你能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哪怕是豆腐块大小,也会令人艳羡。
终于,在1981年秋天的一天,当年的人民日报社主办一份报纸《讽刺与幽默》,登了我篇幅很小的一个"笑话",大概总共都不超过100字,但足以令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是我写了好几十篇大大小小的东西,四处投寄,才换来的第一个"丰硕收获"。
"豆腐块"的发表,真让我"一雪前耻"。机关大院里的小孩子们,从此再也不敢小觑我了,我再口吃严重,我说话,也会有小伙伴恭敬地听了(哈哈,那时的人们显得多么单纯可爱啊)。为了让我说的话,不仅要他们能听、还要喜欢听,我开始学习讲故事的技巧,那会儿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进入内地出版的还不算多,买也买不到,而我能从香港的亲戚那里得到几本旧书,于是每天看一章,站在院子里的沙堆上开"故事会",连背带编地复述一通,竟也成了院子里的半个"口吃袁阔成",估计我的口吃效果,反倒增加了武打描述的悬念——大家都跟我提着一口气,断断续续地半天咽不下去……
1984年,因"文革"停刊十几年的《北京青年报》复刊,在北京所有的中学里要招"学生记者"(其实就是业余通讯员),而且,《北京青年报》也挺能忽悠人,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北京市中学生通讯社(简称"学通社")。当时招人告示一出,我的班主任马上就来找我说:"骆新,凭你的文字能力,你为什么不去报考记者呢?"
当个记者?一听这话,我就马上兴奋了——为什么不行呢?
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学通社第一届"业余学生记者"兼"崇文区分社的社长",后来,我竟然当到了学通社第三任社长。
虽然当上了"记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第一次采访竟然差点"折戟沉沙"——就是因为我这个口吃的毛病!
那是1985年初的一天,我和我"领导"的崇文区分社的摄影记者、上初二的刘菲骑着自行车,一起去采访一位名叫王昕兰的学生画家。在此之前的一天,我生吞活剥地读了一些美术书籍,希望自己在美术知识方面有所速成。喝着隆冬的西北风,我和刘菲一路商量着,如何能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画家进行一番有见地的访谈……当我们敲开"画家"的门,见到她的时候,我呆了——这位"学生画家"是一个只有9岁的女孩——稀里糊涂的我们,只是凭一张报纸上"某学生在国际画展上获奖"的消息,就确定了这次采访,事先只和她的父母在电话里约了一个时间。
我所有的采访提纲立刻"泡汤",几乎不知道该跟这位小学二年级的"画家"谈些什么。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采访啊!王昕兰和她的父母等着我发问,期待的目光齐刷刷盯在我身上,本来就紧张的我身上开始冒汗。刘菲是摄影记者,人家不管那套,开始"噼里啪啦"拍墙上小画家的画。
频频闪烁的闪光灯更增添了屋里的紧张气氛,关键时刻,我小时候曾经非常严重的口吃毛病终于也溜达出来了——我先是支支吾吾,最后到了几乎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的地步,隐约能听到躲到一边的"画家"父母压抑的窃笑,他们肯定很纳闷:这么一个连整话都不会说的人怎么当记者呀?
越是紧张,我就越吭哧着说不出话来,越是说不出话来我就越紧张……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就在我绝望得眼泪都掉不下来的时候,突然听到小昕兰怯怯的声音:"叔叔(我当时可只是16岁呀),您别着急,慢慢说,我有好多话要告诉您呢!"
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这个名叫王昕兰的小姑娘,和她那种真诚、平静、不带任何嘲笑的眼神,还有随后的这几句话。我记不清,她是如何开始讲述她画画的经历,也记不清,她是如何在地上铺好纸笔为我们作画,但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个二年级的小姑娘面前,我慢慢调整了情绪开始正常提问。她让我度过了第一次采访遭遇的尴尬,或者说,她帮助我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危机。否则,只消一场哄堂大笑,就能断送我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决心和勇气。
从此之后,我的采访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天的情形(特别是2008年,当我因为出色的访谈节目拿到"中国新闻奖"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找一下这位王昕兰,对她表示感谢)。我知道,如果"丢人",就干脆让它丢到家吧,当你连丢人都不怕,那还怕什么呢?后来,我用上了所有的课余时间,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几乎跑遍了北京市的每一个区县。
对我这个口吃者来说,腿勤、手勤不难,难的是"嘴勤"。有的时候,我采访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写一篇稿子,而是对自我意志力的挑战,我让自己不断与各种人交流。也许人们都不相信——能够无障碍地说话,竟然是我在"学通社"三年最大的收获。
如果没有这段"业余记者"的经历,我简直不能想象,自己是否可能会从事"采访和评论"这项特殊的工作。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你坚持的程度!当然,我也从自己的经历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尊重每一个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的人,不以嘲笑他人来反衬自己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