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程郭庆光重点 郭庆光:多重视角悟道传播学

作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郭庆光教授如这所学院一样沉稳有力却不张扬——他的年龄也与这所学院的岁月相仿。我们多次提出采访他,他都以忙碌为由婉言推托。最后,我们只好说:“我们的采访也是为学科建设尽一份力啊!”谈笑间,我们终于聆听了他多角度审视传播学的缕缕见解。

在回顾中俯视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最早起始于什么时间?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

郭庆光:传播学研究在我国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在学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友好条约后,我国请了一批日本友好文化人士来华访问,其中有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内川芳美教授,他担任过日本新闻学会(后改为大众传播学会)的会长。

当时,内川教授访问了社科院新闻所、人大新闻学院等几家新闻教研单位座谈交流,介绍了不少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和知识。另一事件是施拉姆先生在他的学生、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余也鲁先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到北京,都介绍了大众传播学。

当时,对怎么翻译这个词还有一些茫然。在这之前也有学者在介绍国外的新闻学时涉及到这个概念,但译法不同,也没有引起特别关注。

1983年我接受国家教委派遣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留学,当时有不少朋友问我你去学什么,我回答说学习传播学,他们感到非常奇怪,说你学的是新闻,怎么改行去学造船了?原来,朋友们把“传播”理解成“船舶”了。当时,学界对这门学问还很陌生,社会上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了。

此后,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是迅速的。社科院新闻所、人大、复旦的一批学者积极介绍和引进传播学,并且发起了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以后每两年一次成为惯例。我觉得,我国传播学的发展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算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介绍引进,同时有些人还抱有疑虑,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源泉之一。

这实际上只是看到了传播学诞生于西方国家,以为产生于西方的学问就是资产阶级的事务,对它的体系、宗旨以及对信息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不了解。

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到现在,是学者们致力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传播学理论逐渐融入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推动着我国媒体传播的观念、方法的改革和创新的时期。我认为,我国传播学目前正在迎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就是进一步拓宽视野,在全球化和全球传播的大系统中研究中国的媒体和传播课题。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从事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那么对于传播学引入我国的影响或意义,您是如何认识的?

郭庆光:从我国媒体发展的进程来看,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传播学唤起了我们对传播效果问题的重视。以前,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宣传报道只满足于把声势造出去,很少考虑传播效果和反馈问题,现在则不同。其次,传播学唤起了媒体的受众意识,任何一家媒体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不能不考虑受众的需求,不能不考虑受众定位。

第三,传播学唤起了媒体的全方位服务意识。也就是说,传播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媒体不仅有舆论导向作用,不仅是宣传者或观点的提供者,而且要提供人们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娱乐所需的各种信息服务。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媒体居高临下的姿态,增加了受众对媒体的亲和感。第五,传播学关于双向互动传播过程的观点推动了媒体的开放和受众的参与。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传播学关于媒体性质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大众传媒双重属性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加强媒体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推进媒体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传播学带来的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同时也推动着实践的改革和创新,并且在制度和体制变革方面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记者:您是如何认识传播学的性质和宗旨的?

郭庆光: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和研究社会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改进社会运作机制。传播学的任务也是这样,通过考察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来理顺社会传播机制,解决信息障碍和传播隔阂,由此来推动社会健全发展。

传播学特别关注传播过程中的平等、公正、自由、民主、均衡问题,它的基本价值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

当然,传播学的应用性很强,它的效果研究、说服技巧研究、受众心理研究等等,能够帮助媒体进行有效策划和运作,能够提高广告宣传效果和产品促销效果、能够增加大公司的经营效益,但这并不就等于说传播学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就像资本家可以借助统计学方法来进行经营管理,我们却不能说统计学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学问,道理是一样的。

记者:在您看来,传播学在哪些重要领域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郭庆光:我觉得,目前我们对媒介规范和媒体组织性质的研究还不充分,认识还比较模糊。现在我们的媒体已经进入了市场,进入市场必然面临竞争,竞争直接体现为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媒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组织,它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是什么,它的经营和竞争与一般企业组织或一般产业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殊性,在传媒界并不是很明确。

一般来说,任何媒介都有宣传功能和经济功能,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

我们过去把媒介看作单纯地执行喉舌功能,现在认识到了媒介的经济功能并在不断强化这种功能,我国媒介近年产业化、集团化、企业化经营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我们同样应该充分注意到媒介组织与一般企业不同,新闻报道和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拥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使传媒的经营活动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严格制约。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才能避免不规范的操作和单纯唯利是图的经营行为。目前,我们的媒体理念还不清晰,传媒人员、传媒组织的社会角色定位还不明确、运作体制还不健全,在这方面以及广泛的领域,传播学还有很多应该研究的课题。

记者:您认为传播学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郭庆光:我曾经说过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在社会信息系统中,大众传播是影响力最为强大的系统。传播学研究这个系统,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或效果。一是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受众,为他们提供关于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科学知识;二是影响传媒工作者,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媒体传播活动的本质和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

三是为国家制定保护和规范传媒活动的传播政策、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依据。例如,美国关于限制电视节目暴力和色情内容的分级制度和V芯片制度,就是建立在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研究与青少年犯罪的大量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只听家长的看法或媒介的主张都会失之偏颇。

在信息社会中,国家要制定许多有关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政策、法律或法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要超越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各方的具体利益或主张来考虑社会传播机制的平衡和合理化问题,相应地,能够为国家制定宏观的传播政策、法律和规范提供客观和科学的依据。

记者:据我所知,您参与起草了国务院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目录,从1996年就开始酝酿了,到1997年批准,这个过程您都经历了,那么您是如何评价该学科的设置和划分?

郭庆光:我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这个目录起草的,主持该目录制定的是方汉奇教授。在这个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名称是新闻与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有人说这种划分新闻学占得比重比较大,其实是合理的。

新闻是一个社会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新闻报道承担的社会使命最重要、负载的公共利益最为普遍,专门设立一个学科,从事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新闻规律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另外,新闻学从学科起源上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课题,更重要的是在业务实践领域(采写编评等)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不应该为传播学所淹没。

相比较而言,传播学涵盖领域比较广泛,除了大众传播以外,还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领域。一般来说,新闻传播院系里的传播学科,主要是大众传播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了传播体制、传媒组织、传播过程、传受关系、传播效果等等。在实务领域,传播学主要是研究媒体与政治过程、公共关系、广告、出版传播等等。

现在看来,这个一级学科下还缺少一个二级学科,即传媒经济学。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而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急需懂得传媒经济和媒体管理的人才,对此,媒体界呼声非常强烈。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三家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授权的学校即人大、广院自主设立了传媒经济,复旦则自主设立了媒介战略管理学作为第三个二级学科。

有了这三个学科,应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科结构就更合理了。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新闻、传播、经营管理搅在一起,容易搞乱人的思想,搞乱职业规范。在实践中也有这种问题,比如记者写新闻报道,同时又在拉广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究竟是对新闻读者负责还是对广告商负责。培养复合型人才不是这样一个培养法。术有专攻,业有区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应该既互相联系又保持相对独立性。

关于学科划分,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模式。在有的国家或大学,新闻学独立性很强,在有的国家则包含在大众传播学中,而大众传播学又包含在社会学或文学之中。

这些仅能供我们参考,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置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科体制。

记者:新世纪之初,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飞速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90年代后期,我国大学中设有新闻或传播学的院、系、专业点不过60多个,而在2003年9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60多个。新闻传播教育的骤然升温意味着什么?其背后的时代需求和动力是什么?

郭庆光: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成为快速增长的热门学科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的巨大推动力是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众所周知,21世纪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高科技IT产业,二是媒体产业。

前者从事传播科技的开发,后者则使用这些科学技术从事各种信息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教育主要是为媒体产业培养人才的,也是将这两大领域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说,新闻传播教育代表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居于21世纪历史潮流的中心,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我国不仅各综合大学,甚至许多师范院校或理工科大学都纷纷开设新闻传播专业或院系,把它作为学科建设的新增长点,其中有些学校在既无专业师资、又无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不少学者提出了“过热”或“泡沫”的批评。

我认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还不能说过多,从我国21世纪社会信息化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而言,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但是,设立新学科首先要对该学科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和人才培养定位,否则培养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机制。

从办学条件而言,教育部曾经转发了一个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文件,其中对创办新闻传播学科的师资、教材、教学和实验的软硬件基础条件做了一些规定。达不到这些基本要求就仓促办学,受损失的是学生,这是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