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前的三十年——隐士张益唐(深度)
张益唐去美国,随身只带了一个箱子,一个挎包。箱子里几件衣服,几本数学方面的专业书,还有一本《古文观止》,书又薄又轻,那么多古典文学,他独挑了这一本,耐看。他还带了一双筷子。临走前,父母的朋友送的,挺好的木头筷子。
1985年6月21日,张益唐从北京首都机场走的。三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个日子。他也记得很多同学的生日。每年他都会给几个同学发电邮,写去问候。后来他有了大名气,有人就说:张益唐对数字的这种敏感和记忆,真是天赋。
他出国留学,算是国家公派自费。1984年,美国普渡大学的莫宗坚教授造访北京大学,想邀请几名学生出国深造。丁石孙推荐了张益唐,他那时还是数学系的研究生,毕业后本可能留校任教。
丁石孙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北大校长。张益唐那时的兴趣是数论。在现代数学中,数论是纯粹数学的分支之一,通俗讲,就是没什么实际用处。同年,丘成桐就曾推荐张益唐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跟随解析数论专家HaroldStark。但是丁石孙认为,应该培养一批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实用性人才,他希望张益唐能出国学习更实用的代数几何。
张益唐答应了,他那年30岁。签证和单程机票,都是国家安排好的。这一去就好几十年。
普渡大学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拉法叶市,学校在西侧,和市区隔一条河。很漂亮,是平原的景色,也算僻静,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一百多英里,是做学术的好地方。学校当时最高的楼,就是数学系。
对于完全陌生的新生活,张益唐感到新奇,但他适应得很快。刚去的那年夏天,他和化学系一个印度留学生合住在校外。写信给家里,家里又奇怪又担心:为什么不住宿舍?印度学生吃素,很瘦,偶尔用手抓饭吃,张益唐则用他带去的筷子。
他原来是不会做饭的,但美国很方便,很多东西从超市买回来就能吃。第二年,换成跟两个香港留学生合住。香港男孩做得一手好菜,张益唐学了不少。他听不懂广东话,只能以英语交流。但好在他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
“因为要求不高,很多东西就自然地过去了。”张益唐说,“你不会觉得特别困难。”
他的心思在数学。张益唐的导师莫宗坚是台湾人,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美国,在代数几何领域颇有建树。第一个学期,张益唐几乎每天都会和莫宗坚面谈,后来逐渐变成一周谈一次。当张益唐告诉导师,他准备把“雅可比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时,莫宗坚感到很惊讶。那个猜想是德国数学家Ott-HeinrichKeller于1939年提出来的著名难题。对于学生来说,那似乎太难了。
张益唐只花了两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部分结果。但他却花了七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中间那五年发生了什么,除了张益唐自己,也许只有莫宗坚知道。
二十年后,2013年,张益唐在《数学年刊》发表了《素数间的有界距离》,一举奠定其在数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获得大名。莫宗坚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张益唐在普渡的生活,提到雅可比猜想时,他写道:“益唐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思考数学,几年后,他开始相信他找到了独立于我成果之外的证明。
”此前,莫宗坚已在雅可比猜想领域做出了领先的成绩,他接着写道:“作为雅可比猜想宫殿的看门人,我履行了职责,对任何证明进行验证,并否定错误的证明。”
但张益唐并没看到这篇文章,他也不想看。对于普渡几年学业,以及导师,他不愿多提。我曾问过他两次,他总是一句带过:“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想谈。”
博士期间,张益唐喜欢独来独往。偶尔,他也会和一些中国留学生有交集——1989年后,他曾当选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他们非要让我去做,挂了个名,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个学生会我也不会弄,我干不了那种事情。”他认为很多数学家和他一样,如果搞行政,会搞得一塌糊涂。“我的心思不在那里。”
他也不喜欢出去旅游。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或者散步,尤其喜欢走路的时候“想”问题。他的理想生活是“没什么人干扰,你一个人在那里就可以了”。
1988年,张益唐回了一次中国。途经上海,看见到处都是新建的楼群,尘土飞扬,整个国内就像个大工地。他打算毕业后就回国,也许回到北大任教。到了1991年夏天,普渡大学停止给他发钱,按学校规定,博士最长读到七年。那年年底,张益唐终于提交了博士论文。导师莫宗坚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后来说“张益唐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答辩”,但他并没有给张益唐写找工作的推荐信。此后他们再无关联。
次年春天,张益唐在普渡大学接着住了小半年。数学方面的工作似乎很难找。那时苏联刚刚解体,一大批数学人才涌向美国。很多数学系毕业生只好考取另外的专业学位,比如金融和计算机,寻找新机会。
有朋友向张益唐提过类似建议。“我好像不大愿意,”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认识的另一个朋友邀他过去“帮忙”,那朋友也是留学生,学化学的,比他大十岁,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开了一家Subway餐饮连锁店。张益唐能帮的,是一些会计上的事,管管账,或报报税。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到那里工作,好像仍有大量自由的时间用来想数学,便接受了那份工作。
1992年夏天,到美国刚好七年,张益唐开了约五个小时的车,载着他零星的一点行李去了肯塔基州,随身还带着那本《古文观止》。随后七年,他几乎从数学界消失了。
在张益唐过着隐士般生活的那些年,其他走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有人留在了国际数学界。比如沈捷,他是张益唐在北大的同班同学。沈捷1982年本科毕业后,前往法国巴黎十一大学攻读博士。到了1991年,也就是张益唐获得博士学位那年,沈捷已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晚他们两届的北大学弟汤涛,那时也已在加拿大Simon Fraser 大学任教。
多年后,汤涛在一篇回忆北大数学78级的文章里写道:“张益唐毕业后基本隐居起来,很少和人来往。”偶尔,张益唐会去沈捷夫妇那里,吃顿饭,“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一年之间基本杳无音讯。”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数学系念书的人,大都听说过张益唐的大名:是个高才生,据说深受丁石孙赏识。张益唐是数学系“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78级一共四个班,将近二百人。他后来说,刚进北大没多久,“我就发现数学里的奥秘越来越多,越来越吸引人。”
他第一次接触数学,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为了响应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一共八册。张益唐积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六毛五分钱,买了第八册《数学》。然后是第七册《动物》,七毛钱;第六册《地质地理》,七毛五分钱。三本书看完,他发现自己对数学最有兴趣。
张益唐那时住在上海外婆家,直到1968年他13岁时,父母才把他接到北京。父亲以前是中共地下党,解放后在清华大学读书、任教,母亲在邮电部工作。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了一年初中后,母亲下放,张益唐跟着去了湖北阳新县的邮电五七干校。1971年,他回上海看望外婆,买到一本薄薄的书,上海复旦大学夏道行写的《π和e》,书里说,π和e是无理数。“我就想弄清楚,为什么π和e是无理数?”
回到北京后,张益唐被分配至北京制锁厂做工人。业余时间里,他开始读大量的书,比如古典文学。他喜欢读文言文,有时并非能完全看懂,但他能感觉到古文之美。有次他无意中看到唐朝诗人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一封信《与元九书》,很多字都不认识,“但能感觉这文章怎么写得那么好。
”他说,“文言文的那种美,和数学类似,是相通的。”他还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华罗庚写的《数论导引》。虽然是工人,但他那时相信,“文革”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生总有希望。
1977年恢复高考,张益唐立即报名,但第一次考试并不理想。政治和语文都没考好,分数够线了,却上不了好学校。1978年春天,他又考了一次,数学考了九十几分,语文拿了82分。北大数学系刚好在那时恢复招生,他入校时23岁,在同学中还算年轻。
在北大,一切都是新气象。大一基础课,沈燮昌教数学分析,丁石孙教解析几何。“那时候北大的老师们,有中国传统里说的那种师德,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全部心血都是为了学生。”张益唐说。很多年后他自己当了老师,还常回忆这两位老师的授课方法。尽管吃得睡得都不太好,但他总算正儿八经迈进了数学的大门。
数学系给所有本科生分了两个专业方向,理论数学和计算数学。张益唐被分到计算数学,但入门后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对理论数学更感兴趣。“数这个东西,问题那么简单,一般的中学生都懂,但是解决的方法又那么难,”他说,“也许是这点很吸引我。”
1982年当张益唐决定继续读研时,他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那时,全中国带领解析数论研究的导师并不多,中科院的王元和陈景润,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以及北大的潘承彪。对张益唐而言,跟随潘承彪学习数论的两年尤为重要。
他说,以前在本科学数论,只是瞎看,研究生期间才学了正式的课程。以后来的经历来看,那是他唯一全身心投入学习解析数论,并打好基本功的时期。随后他就去了美国,在普渡大学,他研究数学的方向不得不转向代数几何。
1989年秋天,丁石孙卸任北大校长职务。此后几年,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张益唐原本不关心政治,他认为自己也玩不转。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发现回国任教似乎已不大现实。
不过,政治因素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美国给这一批留学生开放了绿卡——这也是张益唐留在美国的原因之一,但他并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他只想有个纯净的地方,让自己重新回到解析数论的研究方向。如果能继续留在大学,当然是最好,但留不住,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他需要的只是时间。
在肯塔基州,张益唐喜欢在清早出门散步。如果天气好,又有空闲,他可以独自在外面走一两个小时。走路是他思考数学最好的方式。朋友开的Subway连锁店,在列克星敦有好几个,不忙的时候,张益唐就在店里管管账。碰到顾客多,他也会到前台帮忙收银。他的薪水并不高,但他很满足。他也没什么开销。
他住在朋友家的地下室,家具齐全,还有独立的卫生间。除了吃饭,大家似乎互不干扰。那栋房子位于列克星敦的郊区,人口密度很小,出门没多远就是树林,大片开阔的草地。在饭后散步的日子,张益唐终于再次从头捡起数论。
有太多问题可以想。历史上那些从来没有攻破的数学猜想,每一个都可以去尝试。他得慢慢筛选出那些很有意思,而且还有希望做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想到某一个地步,不知该如何走下去,就停在那儿,放一放。偶尔,他也会去肯塔基大学图书馆查查资料,看看别人已做到何种程度。但他很少和其他数学家联系。
在家里和店里,张益唐也很少和这个老板朋友讨论未来。对方似乎也并不关心他整日在思考什么。日子一长,朋友在生意上反而对他有些依赖。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去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动,但几次之后,张益唐慢慢淡出了组织。
“他们喜欢高谈阔论,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说,“说的都是空话。”
但通过这些零星的活动,张益唐也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交往最深的,是住在纽约的胡平。他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是北大毕业,哲学系。另外一个叫冯胜平,在普林斯顿做房地产生意,但对历史很有研究。每当张益唐想出门休假时,他就前往纽约或普林斯顿,和这两个朋友聊聊思想和历史。那几乎是他唯一的旅行。
1996年,张益唐托人在纽约皇后区租了一个房子,短暂地住了一段时间。在肯塔基似乎待得太久了,他想换个环境,也许能找一份挣钱的工作。但很快他就发现,“纽约太乱了,太嘈杂了,”而且工作也并不好找。不过,“在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间散步,思考数学,是另外一种感受。”他还是更喜欢乡村。
在纽约的那些日子,胡平刚好生了个女儿,张益唐常去探望。此后每年生日,他都会给胡平寄去一张200美金的支票。钱虽然不多,但胡平一直记在心里。朋友们似乎习惯了张益唐的“飘零”。冯胜平后来回忆说,每次张益唐到普林斯顿,都睡在他家的沙发上,两人聊几天历史,看看书,他再独自离去。有时,冯胜平会为他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华没有被发现和重视,偶尔还会被人给脸色看。但张益唐自己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我不是特别难过。”他说,“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自从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也很少跟中国的家人联络。在纽约试过找工作后,他回到了肯塔基。对于未来,不能说完全没有期待,他唯一的担忧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回到数学上,完全专业的数学上去。”
1999年初,张益唐在纽约见到了唐朴祁,他也是北大数学系的毕业生,比张益唐晚两届,也曾在普渡大学留学,但他毕业后修了个计算机学位,在Intel公司工作。几个月后,唐朴祁见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同班同学葛力明,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做副教授。两人决定帮助张益唐在大学谋个教职。他们辗转联系上了张益唐,那时他又开始在Subway工作。
接到电话的几天后,张益唐就辞了工作,卖了车,坐飞机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虽然他还得经过数学系主任的面试,但他对此很有信心。
十几年后,当我在北京见到张益唐时,希望他能向我描述那个转折性的电话,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时刻之一。“我可以说我很高兴,但也没有什么非常高兴,”他说,“就像我后来出了名,别人都说你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我没什么感觉,就跟平常一样。”
他停下来,毫无表情地接着说:“我一般不会非常高兴,但也不会非常不高兴。”
2015年8月,我和张益唐约在中科院的一栋公寓楼,傍晚七点。我在楼下徘徊很久,估摸着时间上楼,电梯门打开时,张益唐正对着我,靠墙站在走道。他说,怕我找不到门,已等了很久。他的白衬衫扎在西裤里,整洁大方,后来瞥见他的衣柜,发现几件衬衫、几条西裤,就是他全部的衣服。
这套三居室公寓是中科院提供的。房间很大,家具很少,空荡荡的。从前一年开始,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邀请他每年回国两个月,在这里讲学和做研究。客厅的桌子上摆着几本旧书,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每本书包着的书皮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杂志页。一本是卡夫卡的《城堡》,购于1983年8月22日,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购于1979年4月18日。我问他那本《古文观止》呢,他说已经翻烂了,这次回国买了一本新的。
自从张益唐2013年成名之后,他已在多个地方讲学和访问。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而且闹了两年,现在还没有停。”
那年4月17日,张益唐将自己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投给《数学年刊》。《数学年刊》是数学家们最敬仰的期刊,但在上面发表文章非常难。按照惯例,一篇文章从提交到被接受,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审查。一般来说,作者会等待一到两年。但仅仅三个星期后,5月9日,张益唐就收到了杂志社的来信。
主审张益唐论文的,是罗格斯大学的波兰裔数学家伊万尼克(HenrykLwaniec),他被公认为当今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之一。当张益唐撰写论文时,他心里的读者就是像伊万尼克这样的专家。“只有他们能看懂 ,”
他说,“我还大量引用了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想,他们很容易就能看明白。”在给《数学年刊》的审读报告中,伊万尼克建议杂志社接受这篇论文。“作者成功地证明了素数分布领域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理。我们巨细无遗地研究了这篇论文,但没有找到瑕疵。”
消息很快在数学界传开。5月13日,丘成桐邀请张益唐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报告。第二天,《自然》杂志在网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张益唐瞬间成名。在伊万尼克写给丘成桐的信里,他认为张益唐的论文将引发持续的雪崩式的优化和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一夜之间,张益唐重新定位了解析数论的焦点。”
张益唐的文章,是关于数学史上一个著名的经典难题:孪生素数猜想。在1900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提出了著名的23个重要数学难题和猜想,其中孪生素数猜想是希尔伯特问题的第8个的一部分。
素数(也叫质数)是数论中的基础概念,专指那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数,由2开始,3、5、7、11、19、23一路延续下去,或许直到无限。如果某个素数前后有差值为2的另一个素数,两者即构成“孪生素数”。可以观察到,孪生素数的分布极不均匀,而且越来越稀疏。那个猜想的核心命题是:孪生素数有无穷多对,但无论多么稀疏,它们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无限。
张益唐成功地证明了存在无数对孪生素数,而且其中每一对中的两个素数之差,不超过7000万。虽然只有把7000万降到2才能最终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但他突破性地把那个距离,从无限变成了有限。
伊万尼克说,张益唐的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新罕布什尔大学坐落在美国的东北部,那里以漂亮的红叶和寒冷的冬季著称。成名之前,张益唐在那所大学已教了十四年的书。当数学界的这个大消息传来后,数学系告诉张益唐,他不用教书了,因为各种邀请会纷至沓来,他也不会再有时间教书。他的薪水会涨,而且职位也会变更。系里的秘书老太太问葛力明,张益唐还会替系里的饮水器换水吗?
张益唐曾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命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张益唐告诉我,以常人观点来看,他的前半生似乎挺萧瑟的,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强烈的感觉。出名后,偶尔会有人觉得他很孤傲,但他并不知道,因为他出名前就这样,觉得自己还挺随和。
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教书生涯中,张益唐和以往一样,喜欢独来独往。1999年他刚来此地时,数学系对他的定位就是教学。多年来,他从未试过主动去争讨什么。他也喜欢教书,甚至常回忆北大时的沈燮昌和丁石孙是如何教书的,得以吸取经验。每周六个小时,他教本科生微积分。在学生的评语里,他是一名优秀的数学老师。
2000年,张益唐去纽约看望朋友。他们一起去长岛大颈镇一家自助餐馆吃饭,当天他还在法拉盛买了一瓶五粮液。餐馆有个女服务员,朋友问了问他对那女孩的印象。此后在另一家饭馆吃饭时,朋友就叫来了那个女孩。从那时起,张益唐常常从新罕布什尔大学去纽约看望她。每次他都要先到波士顿,再坐灰狗巴士,后来开始坐更便宜的华人巴士。他在纽约向那女孩求了婚。
2003年6月22日,张益唐在加州的圣何塞结婚。他妻子那时已从纽约转到加州,在美容院工作。他们在一家中餐馆举行了婚礼,两三桌客人里,只有一对夫妇是张益唐在普渡留学时的朋友,其余都是妻子的朋友。那时他已48岁。
结婚后,妻子跟随张益唐去了新罕布什尔大学。但那是个比普渡大学还小的镇子,而且夏天太短,冬天很冷。半年后,她就回到了加州。他们在圣何塞买了一套房子,每年两个假期,张益唐从东海岸飞回加州。
大部分时间,张益唐独自待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他住在离学校八公里的地方,每天坐公交车去上课。和以往一样,他在车上、在路上、在图书馆、在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都在思考。有时候,回到家里,他喜欢一边听古典音乐,一边想数学。古典音乐是他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之一,他喜欢其中的逻辑和结构。
因在孪生素数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张益唐在年近60之际引起举世瞩目,目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
自从博士毕业离开普渡大学之后,张益唐思考的那些数学难题,正在变成果实。2001年,他在肯塔基州打工时所想的问题,变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DukeMathematicalJournal》上,是关于黎曼函数导数的文章。
那是数学界的权威杂志之一,他得到的评价不错。那之后,张益唐陆续收到一些杂志邀他审稿,但是他太挑剔了。他认为某些文章的结果虽然是对的,但却没有太大意义。这是个很高的标准,所以他自己也很少发表文章。
到了2010年左右,张益唐发现他也许可以在孪生素数猜想上有所突破。这个问题他已断断续续想了多年。他知道在2005年,有三个来自美国、匈牙利、土耳其的数学家曾合作多年,想解决这个难题,但他们在证明孪生素数是“有限间隔”这一步上就差一点点,谁也跨不过去。
2008年,美国数学研究所曾专门为此开了一周的研讨会,但仍然没有人突破,大家都很悲观。不过,张益唐也不知道此事。他认为,那剩下的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像是跨过一根头发丝那么微妙。他尝试过很多办法——也许不是一根头发丝,而是半根、甚至四分之一根的距离,但他就是迈不过去。
“我有一种直觉,我没法去论证这种直觉。”他说,“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出来。”
2012年7月,张益唐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前往科罗拉多州的朋友家休息。他没带任何书、论文、计算机,只是想放松一下。朋友是当地大学音乐系的教授,也是交响乐队的指挥。7月4日是美国国庆节,当地要举行一场公共的交响乐音乐会。前一天,张益唐打算跟着朋友去看排练。
朋友家的后院有两株树,夏天的时候,常有梅花鹿到树下乘凉。那天下午,张益唐走到后院等待梅花鹿。像往常一样,他在后院走来走去,然后某个瞬间,他似乎突然想通了。他没告诉任何人,当天晚上陪着朋友去了排练场。
很久之后,张益唐说,他没看到梅花鹿,但就是在那一刻他迈过了那根头发丝般的距离。
内容转载自:科学青年微信公众号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咏怀古迹其一 杜甫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说起“咏怀古迹”,很多人都只知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因为这首诗是我们高中时期学的,而且也正是因为它优美的词藻和婉转的曲调打动了我们,特别是最后一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短短几字就点破了昭君心中的苦闷和无奈之情,人们似乎能从那久远的琵琶声中,听到她那无穷的怨恨。
其实咏怀古迹一共有五首,分别描述了庾信、宋玉、昭君、刘备和诸葛亮五位历史人物,诗中体现出了杜甫本人对这五位历史人物的文章学问、心性品德、伟绩功勋的赞赏,并表达了他这些历史人物凄凉的身世、壮志未酬的人生深切的同情,其实最主要的是借他人之事以舒自己情怀,抒发自己仕途失意、颠沛流离的身世之感和忧国忧民的壮烈情怀。
对于咏怀古迹五首,我起初知道的也仅仅是第三首而已,知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一句是不久前在张益唐的纪录片中看到的,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唐诗,其实我能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一句,因为这句正是他的人生写照。
说起张益唐,这个上半年在数学界崛起的“新星”因为在最古老的数学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一夜成名。
也许在去年这个时候百度“张益唐”可能没什么关于他的新闻,可是现在再去百度的话,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关于他的新闻,不管是生平介绍还是成功轨迹都可以查到。 我想对于张益唐,有一点必须强调,他很伟大,当然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果是他伟大性的一个体现,最主要的是他的隐士行为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甚至有人评价他是“扫地僧横扫武林”,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为过,他可以算得上是数学武林中的扫地僧,多年的沉寂和磨练方换回了今日的荣誉。
正如它的朋友所说:Hedeserve it!
诗词的主人公庾信本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很悲凉,在他晚年写了一曲《哀江南赋》,这是他对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的感叹,他以独特的格局陈述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的腐朽无能,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
文字真实、凄惋而深刻。其格律严整而略带疏放,文笔流畅而亲切感人,并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有“赋史”之称。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
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赖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
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
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整篇赋酣畅淋漓,写的感人肺腑,基本上体现出庾信晚年写这篇赋时的悲壮情怀。
可以说庾信是个极具才华的文学家,只可惜深受命运摆弄,将他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一生凄凉,不得自由。 回到张益唐,他之所以引用这句诗,是因为这首诗也有他的内心写照,张1955年出身,现在快60岁了,在数学届,一个人如果过了45岁还做不出惊人的成果,那么他一生也算是过完了,很少有人在暮年做出极佳的东西。
张在成名之前只是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讲师,近60岁还只是个大学讲师可以是在数学界混的很差、地位很低,可是他原本是个大器,只是在以前被误导走了一条弯路而与成功失之交臂,换回的是几十年的苦苦煎熬和痴痴等待。
他现在虽然一夜成名,在人生“暮年”完成了质的飞跃,各大荣誉接踵而至,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去回想他这几十年的煎熬?回想他如何面对青灯残卷苦苦守候?看着他的视频,我非常感动,从他的谈吐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淡泊名利、谦虚高贵的人,也自然能明白他为什么能面对自己喜欢的数学,奋力钻研几十年。
即便是现在他所需要的也不过是个安静、可以让他静心做数学的地方。
这些年我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极其崎岖的路,经历了很多艰辛和苦涩,领略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失败了很多次,终究没尝到成功的甜头。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人生会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否会一直萧瑟?与一些人打交道让我失去了对世人的信心,我看到太多的人心丑陋和勾心斗角,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么多不完满?为什么人们在逐渐丧失本性,开始变得贪婪、好胜、甚至恶心? 我不知道这种丑陋是否会逐渐消除?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被同化、变得跟他们一样贪婪?为什么我就找不到一块净土,做自己喜欢的事,安安静静地生活? 也许哪一天等我达到了张益唐的高度我自然就会明白这些事,可是这一天会来临吗? 突然想想觉得“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也是件幸福的事。
2013年12月17日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