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谭嗣同:一个被梁启超描写出来的英雄
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职位上,并没有来得及有什么作为从接谕旨进京屡新,到被捕杀头前后不过20多天也就是说,仅当了半个月多点的新贵!按常例,初来咋到者,要报到安置衣食,拜会长官同僚,请客作客送客,熟悉环境,剩下几天,能有什么作为?为什么梁启超刻意要描述同这样一个匆匆过客呢?
梁启超只能选择同六君子中康广仁是布衣,不足彰显自己其他四君子,跃居近臣,位虽重要,但都与梁启超没有交情没有渊源也不便依托彰显自己而梁谭则有旧谊当时有“二公子”之谓“二公子”,同与陈三立是也一位是湖北巡抚公子,一位是巡抚公子,两家原本世交,二位公子鼓吹新政,出入社交名流圈子,诗文酬唱,江南赫赫有名可见同早已跻身绅士贤达之流,声名远播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三年,巡抚陈宝箴,已经在全境悄无声息推行新政,卓有成效同与陈三立两人,加上黄遵宪,江标,熊希龄,还有唐才常、蔡锷等,积极襄助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梁启超被陈三立邀请到,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有特别叙述梁启超到长沙后,主持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了宣传鼓吹新政的一员大将梁启超与同公事交游不少时日之前,在沪宁等地,梁启超与同有过良好的接触记录有了与同往来经历,梁启超就有资格描述同,就在情理之中,能被人接受了
梁启超刻意描述同的目的是什么呢?
梁启超《同传》:“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的描述,既是孤证又是自证梁氏不怕犯史家大忌
这些文字最少包括这么几层意思:⑴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⑵同静静待在家里;⑶梁启超与同见过面;⑷是同劝梁启超去日本;⑷同托遗稿;⑸同慷慨陈辞要梁启超活下去
梁启超用大段文字,谈同临别前与自己的对白与嘱托这些貌似形象逼真的描述,其实对突出同烈士形象并无帮助,仅暗含一个信息:梁氏去国,逃到昔日倭寇之邦,并非本意,是被同劝去的,是万不得已,梁氏还因为背负了同托遗稿的重担!梁启超在替自己开脱呢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革命要人死,同时也要人生!不仅中国古代如此,日本也是一样革命嘛,就要有人选择死,有人选择生同选择死,死得其所,梁启超选择生,也有生存下去的充分理由了!不难理解梁启超刻意描述同的良苦用心借古代烈士例子,辩白自己哟
但这几句话自我粉饰太强,太露痕迹了《清史纪事本末》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引用该材料时,都将“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和“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这两句话删掉了
与梁启超《同传》比较,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和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还有不少地方有改变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删掉了‘无以酬圣主’这句话《清史纪事本末》作者撰此书时,清朝已经灭亡,“无以酬圣主”显然不合适宜,改成了“无有招后起”保留:⑴同静静待在家里;⑵梁启超与同见过面;⑶是同劝梁启超去日本;⑷同慷慨陈辞要梁启超活下去删掉了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和同托遗稿这样两个意思
而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有更大改动:
“初,嗣同之未捕也,‘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某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同始’”
把与梁启超自我彰显有关文字尽行删去,只留下突出同烈士形象的文字;将“无有招后起”变成了“谁鼓士气?”;将同慷慨陈辞的对象由梁启超变成了“西人”,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两句合并,变成一句话!
而且在这一句话中,还插入了一个时间状语“二百年来”自商鞅变法至张居正,历朝历代,变法无数,也流血无数此为历史常识梁启超写成“我国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当然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失误改成“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算是补漏吧反过来,可以想象梁启超写作《同传》是何等激动,发表之心又是何等急切
《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很平静地对《戊戌政变记》中《同传》做了增删三者材料上的渊源链接关系没有中断,[1]描述同慷慨等死之处没有减弱,更加突显了
中国文化重义既受遗托,就算普通未亡人,也当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完成亡人遗留之事更何况双方都是自视要担纲救国救民大业的风云人物?
同托交的最重要的书稿应该是《仁学》完成死者遗愿,就是尽快将《仁学》正式出版且看梁启超怎样做了
逃亡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的居留地,靠华侨捐款和逃跑带出来的赤金200两,办《清议报》继续宣传维新党人的主张,鼓吹改良攻击漫骂慈禧荣禄刚毅等十一月十一日就出版了第一册第一到第十册刊登了《戊戌政变记》同的《仁学》从第二册开始刊登,至第十四册,连载一半《清议报》每月出三册,每册有40页之多每册卖1角5分可是,从十五册起,就不再刊登了也就是说四个月之后,就停止了履行对死者的诺言到了一年以后,《清议报》第四十四册竟然又开始刊登登到第四十六册止,再次中断刊登这次中断延续了一年半直到《清议报》出到第一百册,方才将余下部分一古脑挤在一起登出而《清议报》出满一百期,便寿终正寝
如此发表方式十分奇怪!在第一次刊登谭氏《仁学》时,梁启超以同生死之交的骄傲口吻说“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三年后,《清议报》合编本,梁启超又改口说“君死后皆散逸”
这样断断续续刊登烈士遗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推测,出于形势需要,梁启超迫不急待出版《仁学》一旦有其他政治或功利上的考虑,梁启超便抛义字于脑后,置遗稿不顾按常理,既肩负了烈士重大的托付,只要所办报纸未歇业,就应该排除万难,一口气刊登下去如此奇异编排,表示梁启超并不真的尊重作品,而是根据自己需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不该出
梁氏这样做法,与梁氏自己弟子的做法大相径庭吴其昌替梁启超作传,一气呵成,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君子一诺,重于千金“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日日扶病搜集资料虽发烧吐血,亦几未间断……”吴其昌替梁氏作传,竟作到吐血而不辍笔!吴其昌替乃师作传,乃师替乃友传文,区别大矣从态度上来讲,吴其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义气和责任感
梁启超在处理同《仁学》书稿上,有令人迷惑之处,那么在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件上,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呢?
王照戊戌政变时也逃到日本事隔多年后著文称,梁启超曾急急劝阻打算公开向世人承认围园杀禄阴谋的康有为,还说亲眼见梁启超等伪造同的绝命书[34]日本政府公布封存多年的外交档案,内中有早年康有为给日本外交部的求救函件《钦差督办报事工部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有七个附件包括有两个诏书、两份同的狱中绝笔、一份皇帝的对变法的检讨文字,还有一封《文宗显皇帝遗慈安书》七个附件就有五个与同有关,都是伪造[2]
康氏这份求救信是日本驻上海代总领事小田切给日本政府的收藏在日本政府中的这些文件,应该是原件无疑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为了某种利益,不仅置烈士托遗于脑后,甚至不惜作假,伪造烈士绝笔,实在不光明磊落
据此,可以怀疑梁启超写作时的诚信了梁启超笔下的同迷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