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兰的丈夫 徐玉兰:让爱好和事业结合是最幸福的事

生于1921年的徐玉兰已经93岁高龄,她说“人的一生,如果能让爱好和事业相结合,那是最幸福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幸福的人。”

记者上一次见到她是去年6月,汇聚九代演员的大型史诗越剧《舞台姐妹情》在逸夫舞台盛况空前,高龄的她一听是要来为越剧站台,觉得义不容辞,于是压轴亮嗓,令满场戏迷和众多弟子感动不已。老人近几个月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住院,但听到晨报的采访要求,还是欣然应允。

对于获得此次文学艺术奖,她用了“受之有愧”四个字。12岁学艺,14岁到上海,转眼80多个春秋,这位为越剧艺术全情付出了一生的老人,竟微笑着说出如此谦卑的这四个字,令人动容。

说观众:“粉丝们”最了不起

徐玉兰心里一直有观众,就拿去年6月的那场演出,一听说很多观众为了见到她在逸夫舞台门口排队,她十分激动,这么高龄毅然决然登台:“这样的场面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我记得上一次是1986年,我们越剧团从香港演出回来,在大舞台作汇报演出,观众也是带着席子在剧院外通宵排队买票,我还记得当时报纸的报道里用了‘空前’这个词。现在又听说这样的场景,很高兴。希望越剧更兴旺,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一定倾我们所有。”

这段时间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在住院治疗,但她却有“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事”的本事,记者告诉她观众们可想念她了,她俏皮地回答说“我也想念观众,不过现在的观众都叫‘粉丝’了”。徐玉兰说自己14岁到上海登台,除了偶尔到外地演出,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对于这个城市充满依恋,对于观众也充满依恋:“观众想念我,其实我心里也想念他们,粉丝们了不起啊,他们愿意自己出钱,给我写书,为越剧做事情,他们有说不尽对越剧的喜爱,我很感谢他们。

”

说童年:打着灯笼抱着凳子去看戏

记者问她,“越剧什么地方最打动您”?老人情不自禁回忆起童年,“我从小就欢喜越剧”,她回忆当时自己才六七岁吧,家里有一个爱听戏的祖母常常带她去听戏,“乡下吃好晚饭大概四点钟左右,然后我就提着一个灯笼,抱着一个长凳,三五里路走去听戏,有时候回来都半夜了”,如果前一天没听完的戏文,第二天不管多辛苦,她也一定会拉着祖母带自己去听完才心安。

至于说幼年的她为什么那么喜欢?徐玉兰回忆说,“我对越剧的喜欢,是因为它是女班,男的(角色)都是女的扮的。我那时候还很小,看到好看的儒雅的男孩在台上会唱会打,心里就喜欢”。

说学艺:遇到困难,总归自己要努力

徐玉兰说,“我自己十二三岁开始学戏,从来没想过要退缩”。当年因为家境小康,母亲是想女儿专心读书,不愿意她去吃那份苦。徐玉兰为此还和母亲闹过别扭,还好有一个懂戏、爱戏也懂她、爱她的祖母出来打圆场,她才最终走上了艺术这条路。她告诉记者,学戏虽然苦,但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这么难(要放弃)。每次遇到困难,想到的总归是自己要努力”,小小年纪的她早已懂得自强、自立,绝不怨天尤人。

“14岁到了上海,一边自己演戏,一边看人家的戏”,徐玉兰很快在上海滩成名,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但相比成名,上海这个大码头对于当年的徐玉兰来说,更大的魅力还在于“学艺”:“我们那个时候每天有日夜两场(演出),上午还要去唱电台,晚上演完戏下来还要继续排戏。”她告诉记者,当时不仅演出频率高,出新作品的频率也相当惊人:“那时候我们一个戏,有一个礼拜好演(连着演一周)已经不得了了。”

说继承:要爱事业,全身心地投入

也正是因为自己爱戏,这一路走来不管有多少苦,都能闯过来,徐玉兰因此也特别想对后辈们说一句肺腑之言,“学戏这条路很辛苦,你一定要真的喜欢,全身心投入,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好玩”。

“我们老了,如果身体允许,也可以继续为越剧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这个事业还是要靠中青年,靠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青年演员,要爱这个事业,全身心投入,如果仅仅是有一点喜欢,那碰到一点难处就会打退堂鼓。还有要努力,搞文艺,特别搞戏曲不是那么容易的,踢打翻滚都要来,不是随便玩玩,必须要刻苦钻研。”

说探索:要改,但不能改得不像越剧

在艺术上,徐玉兰从来都是坚定的改革派。采访中,谈到越剧的发展,老先生还是秉持自己明确的改革标准:“越剧要发展,现在条件比我们从前好多了,我们从前戏台班子很苦,到各地演出,常常是睡庙宇睡祠堂,而现在的条件就完全两码事情。

现在要学越剧的人也很多,越剧需要改革,但是如果改得不像戏曲也是不行的。内容可以改,有好的内容,像我们当年《红楼梦》的创作,电影拍摄的尝试,都是可以的。现在也一样,有好的题材、好的演员,也是可以创新的。但不能改得不像戏曲,戏曲的基本规则不好动。如果我们越剧改得不像越剧,那也是不行的。”

徐派传人钱惠丽眼中的徐玉兰:演员和大师的区别,在于人格魅力

1981年徐玉兰在听一盘来自浙江诸暨越剧团的《红楼梦》的录音磁带时发现,演唱贾宝玉的钱惠丽,嗓音居然和自己年轻时十分酷似,连忙写信给诸暨越剧团,从小就视徐玉兰为偶像的钱惠丽闻“信”赶到上海,喜出望外地拜师。三十年来与老师的朝夕相处,钱惠丽告诉记者,成就老师艺术魅力的源泉正是她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和大师的区别。”

崇拜她不只因为“贾宝玉”

钱惠丽说自己钟爱越剧的缘起当然是徐玉兰的表演艺术和她的《红楼梦》:“她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纯天然的这么有天赋的嗓子,对人物表演的激情,因此塑造那么多教科书级的戏曲人物。但她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她们这一代演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当年徐老师主动请缨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演出,她们就是有这样的精神。

她对事业的贡献,绝不只是一部戏,更重要的还是她的人格魅力,艺术家走到一定阶段,没有人格魅力怎么可能去征服观众?”

从不说狠话,但句句有分量

钱惠丽说其实刚来上海时,自己对徐老师有点怕:“不是害怕,而是敬畏。她从不跟人家红脸,但是说话很有分量。很多话对我影响很大,比如她常常说‘你做事情要为大家做’,‘你要说话一定要站在大家的角度说’。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徐老师也总是用‘宰相肚里好撑船’来宽慰自己或别人。”在钱惠丽眼里,老师待人很好,说话从不锋芒毕露,非常沉得住气,有意见,也会慢慢说,修养非常好。

打动钱惠丽的,还有徐老师身上那种天然的谦卑意识,她从来没有因为已经是角儿了,而对艺术少了一丝一毫的付出。“艺术上我最得益的是《红楼梦》,1983年我们诸暨团来上海逸夫舞台演出,她主动来指导。我们当时对于这部戏的舞台调度完全没有经验,她就从头到尾重新给我排,手把手辅导。”

生活里体谅人,也爱美

如今徐玉兰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她对小辈非常宽容慈爱,很为别人着想:“老师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身上插着管子不好说话,从美国赶来看望的孙子说‘阿娘我要回去上班,请了假以后再来看你’,她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拍了拍胸口,意思就是‘你放心去’。”“爱美”也是徐玉兰可爱的一面,“她爱穿高跟鞋,觉得穿起来很精神,别看九十多岁了,现在也一样爱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