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解密:邱会作的葬礼黄永胜之子为何哭的最凶?
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时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
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
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邱会作说,刑期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
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管地不管的“自游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
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旧军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国庆阅兵,生动地回溯过去,激情地预演未来,是人民军队向国家、民族最庄严的汇报,是国家、民族向世界最隆重的展示
毛泽东: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
1948年8月15日,北平暑气蒸腾。
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身着戎装、提前赶到这里的聂荣臻、杨成武等人起身迎候。这是敲定开国大典阅兵的一次重要会议。
1949年6月末,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访苏联。
斯大林听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通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条件,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建立新中国,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斯大林的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把开国的日期从原定的1950年元旦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现在只剩下一个半月了。
聂荣臻向五大书记汇报了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杨成武汇报了阅兵典礼方案。开国大典阅兵司令员由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担任,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等人担任副总指挥。这次他们先后汇报了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式礼乐和受阅前的准备等内容。
毛泽东脸上不时露出淡淡的笑意:他对基本设想和方案颔首认同,但也几次蹙额:他在考虑安全问题。
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据陕西省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他们月生活费用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有关部门安排住进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生活费1500元人民币,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以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二人十分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邱会作的一位邻居也透露说,邱会作百余平方米的高干楼,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彩电外,显眼的是几张普通的木扶手沙发,大写字桌上摆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他还说,邱会作喜欢书法,还在西安友谊西路的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的书法课程。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书法练习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诗词中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也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除了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外,邱会作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回顾了一生,总结了教训。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生89岁。
丧事是以家庭名义办的,来人完全是自愿的,看上去有小一千,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哭得最凶的是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是啊,1983年,黄永胜患肝癌去世,那个丧事该多冷清?有谁敢去送葬?邱会作幸运地多活了19年,于是得到了今天的待遇时代真的进步了。历史就是这样迈过逝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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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露宿在街头,这是一桩载入史册的佳话。科学家竺可桢在当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美国合众社的报道说: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此前,毛泽东就作了精心布置,他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陈毅将入城守则草案报送中央,毛泽东在来电上连批了四个很好!当时制定的方案是: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
部队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当时正是江南梅雨季节,蒙蒙雨中,战士们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这一场面感动了广大市民。上海是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陈毅说,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
解放上海,军纪如此严明,因为此前解放南京时出过问题,有战士把总统府的大红地毯剪来当床垫,所以在入城前进行了认真的教育:总统府的地毯虽然珍贵,毕竟是缴获的公物,不是私人财产。
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如何解决给养,能否坚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善待沿途百姓,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久前从网上还看见有人拿出六十年前的借条,找民政部门寻求补偿未果。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无从核实,但程光撰写的《历史的回顾》,却记录了一段他爷爷邱时昕1949年的真实经历。
邱时昕是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贫苦农民,土地革命时他当过村里的土地委员。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如果不是因为二儿子邱会作留下了回忆录,历史可能存不下有关他的片言只语。
邱会作这样讲述父亲当时的遭遇:我从四野下发的战报看,东路大军已经打到赣南,我家也应当有音信了。但是我听到家中的消息却很不愉快。南下经过我老家兴国县的是解放军四十八军,军直属队一个连的一个班住在我家。因为他们的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就强制性地拿了我家的谷,杀了我家养的猪。
我父亲见来了这么一群老总,不敢阻拦,只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
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老父亲随军挑着担子走了三十多里,因为思念儿子心切,又向人打听我。营教导员问清名字吃了一惊。教导员有点文化,知道我的职务,也知道兴国县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强征来当挑夫的老头说的可能是真话,于是教导员给了一块钱打发他赶紧回去。
聪明的父亲立刻察觉到异常,回家再次追问,住在我家的那个连就把这件事报到了军部。军政委陈仁麒在热河时曾任我领导的东野八纵二十二师政委,对我熟悉。他一见我父亲的容貌就有了数。为了确认,又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得到我的答复后,他们知道做错了事,赶紧送去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
邱时昕当时年纪应在六十岁左右,莫说两个儿子确实是红军,一个是烈士,一个是将军,就算没有这两个儿子,自称解放军战士的长辈也不为过。过路军队对他征了谷,杀了猪,还让他挨了打,当挑夫,挑炮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该是什么心情?
好在他执著地要求查清真相,最终得到了经济补偿和精神慰问。
别的农民会不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呢?恐怕就不好说了。光是兴国县,十万人参加红军,到1949年活下来的只有一百多,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儿子牺牲了,或者联系不上,遇到类似的麻烦又找谁去申诉呢?不就是白吃了哑巴亏吗?几担谷,一头猪,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就是一年的生计啊!
大军南下,气势如虹。后人为之谱写了壮丽的史诗。但底层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往往被历史所忽略。缺少了这一部分,历史仍然是不完整的。历史应当记录革命的辉煌,也不应忽略背后的斑驳和苦涩。
